@周铁东本人：麦田的守望者
kenan @ 2016年12月23日 乐活
| 作者：@周铁东本人
好莱坞业内对“影评”的定义只有六个字：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 movie。其中还有三个字属于结构性的虚词，所以就其实质而言，影评无非“对影片的批评性检查”。此“批评”并非咱们所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的批评，此“检查”亦非咱们那种“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检查。 中国电影的产业化已经推进了多年，各类电影人材可谓雨后春笋，但独独缺了这种专事“批评性检查”的从业者。就连政府的《电影工作报告》也把这一缺失当作问题而提了出来。咱们也许有学术性的影评人，也许有个人化的影评人，但却没有产业化的影评人。在中国电影的产业结构中，“影评”尚未成为其结构机制中的一环，即使偶有“影评”，也只是作为一种边缘声音而游离于产业之外。因其边缘化的游离，所以很难表现出建设性的专业精神、职业伦理和理性批判。如果说，电影产业是一片麦田的话，电影评论家便是这片麦田的守望者，守望者的缺失必然导致麦田内良莠不分、鱼龙混杂的景象。 所谓影评，应该是对一部影片所进行的产业化分析与评估，而这一产业化分析与评估的承载者便是媒体，因此好莱坞业内把这种影评定名为“新闻影评”，用以区分传统意义上把影片当成艺术而非商品的“学术影评”。学术影评乃象牙塔内的自言自语，在好莱坞眼中，属于电影理论或电影研究的范畴，与产业无涉，亦与本文无关。之所以提及，是因为中国的象牙塔内也许还真不缺这种与产业利益毫无关联的影评。 作为电影产业的一分子，新闻影评人一般都受雇于报纸、杂志、广播媒体以及网络出版商，而且仅对即将发行的新片进行评说。通常情况下，在他们下笔之前，他们对所涉影片仅仅看过一次便趁热急就。尽管如此，这些影评人大拇指的屈伸便很有可能决定一部影片的命运，尤其对一些独立小片而言。这种产业化的影评有其写作定式，对影片情节的概括和描述是这类影评的主体，正是这一部分，作者的话语取向和详略处理，便足以令观众做出是否去影院观看这部影片的决定。影评的影响对小规模发行的独立影片更是生死攸关，一边倒的负面评论常常能让一部影片见光便死，并进而导致投资人从此消失于好莱坞的版图。 关于影评与影片票房及其后续产品销售之间的重大意义，好莱坞也有争议。曾有财大气粗的片商确信，以巨大财力作为支撑的铺天盖地的现代电影营销模式足以淹没影评人的微词，所以他们认为，那些着力炒作的“动作”、“恐怖”和“喜剧”类型的大片根本就不怕媒体倒戈，小小影评人的区区怪论能奈我何？然而，残酷的事实却最终令其相信，钱不是万能的，这一点则有别于刚刚进入初级阶段的中国电影的产业现状。奥利弗・斯通2004年耗资1.55亿美元执导的《亚历山大大帝》不可谓不大，由于遭到美国影评界的一致嘲讽，该片在美国本土仅仅以3400万美元的票房而惨痛收摊。美国观众可不管你文化不文化，商业不商业，我认可的影评家都说没法看，我干吗要浪费钱去看它呢？昆廷・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则是一个反例。这部影片被评论界一致追捧，不但喜获票房丰收，而且还获奥斯卡和金棕榈，同时还把尼古拉斯・凯奇和约翰・屈伏塔以及名不见经传的昆廷本人推上了一线的宝座。别看这些影评人都是一个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个体，但他们形成的阶层却代表着一个产业的价值取向，主导着足以载舟亦可覆舟的观众的观影路线。 所以，制片厂不得不对影评人的影响力刮目相看，并把媒体放映作为其整体营销计划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大环节，在影片上市之前，盛邀有影响力的资深影评人安排专场集中观看。这已经形成了好莱坞影片宣传理念中将产业利益与影评联系起来的一个定式。 正是由于正面影评意味着票房收益，制片厂会竭力讨好影评人，与影评人的关系已经成为好莱坞著名的“关系论”中的重中之重。每逢大力炒作的大片，制片厂会给影评人事先寄去“媒体包”，内含影片背景材料和可供发表的剧照，常常还随附一些用于影片宣传的小礼品，如果是电视媒体，还会收到影片剪辑的播出带。 更有一些片商，由于缺乏自信，害怕负面评论殃及影片票房，甚至不敢召集媒体放映会。然而，这却是一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二难选择：给影评人看，怕被骂杀，不给他们看又怕被默杀，因为影评人已经熟悉了制片厂的路数，而且观众也知道，但凡不敢见媒体的影片，肯定不值一看，评论界只需一句话就足以令其永无出头之日。华纳公司的《复仇者》，便是一个令其追悔不已的经典案例：影片于1998年8月16日首映，尽管银幕数多达2466块，但其周末票房仅为区区10,305,957美元，如此在影院迁延将近俩月，结果只好以2300万总票房含恨退场。 至于如何保证影评人的客观公正，好莱坞自有一套行业制约机制，这一点我们可以另文探讨。 2007年3月19日星期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