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电影有两座高峰，《霸王别姬》和《活着》。这两部电影的导演分别是陈凯歌和张艺谋，编剧是同一个人——芦苇。
将他们集结起来的，是三人共同的大哥：吴天明。
微信公众号：叉烧往事 作者：@叉少 
电影是合作的艺术，这几人的合作创造了中国电影的辉煌。后来，大哥离开，几个兄弟各自分散。再度聚首时，大哥瞧不上小弟的“大片”，小弟也不再听大哥的话。中国电影没能再出现一部《霸王别姬》。
本文略长，建议用好微信浮窗。
求学
1971年，二十岁的张艺谋结束农村插队，进入陕西咸阳市棉纺八厂，成为一名纺织工人。他每天把百十斤的原料包扛进车间，再把四层厚的劳动布撕开，干的是纯体力活。
经过几年努力，他被调进织袜车间，才真正从事了点儿创造性工作——每月设计四种新的袜子图案。
张艺谋不甘这种生活，弄起摄影。这是个烧钱的事儿，他卖了血，换来一部相机。女友肖华知道他宝贝那台相机，拿蓝色的劳动布给他做了一个相机包，里面还精心缝了棉花。
张艺谋拍出的相片在工人手中传阅，也不时发表在报刊上。
< 年轻时的张艺谋 >
1978年，张艺谋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以下简称北电）。当时摄影系的年龄限制是22岁，28岁的张艺谋超龄被刷掉。他不认，在北京西安跑了几个来回，最终通过肖华的姐夫，把摄影作品递到了文化部部长黄镇手里。黄镇欣赏张艺谋的作品，亲自下了批文：“年龄大了，读四年太长，两年也可以嘛，人才难得。”
接到指示，北电给棉纺厂发了公函，让厂工张艺谋携带户口和粮油关系去北京报道。学校谨遵部长指示，给了张艺谋一个附加文件：“仅同意其旁听两年，而后自谋职业。”
张艺谋要去北京念大学了，女友肖华怕他见了世面就甩了自己，整日不展愁眉。张艺谋说自己不是薄情人，去北京前，先拉着肖华扯了证。
为应付人情礼往，张艺谋买了几打自己出品的尼龙袜子，告别妻子，跨进北京电影学院的大门。
与他同时进入北电的大龄考生还有一人——陈凯歌。
陈凯歌出生在艺术世家，父亲是著名导演陈怀皑。初中毕业后，陈凯歌到西双版纳农垦局当工人，砍了几年树。后来当兵转业，去了北京电影洗印厂工作。
陈凯歌文笔极佳，写作文一绝，他想当然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坐进考场，看到考题，陈凯歌满眼发懵，才知道写作文和考北大不是一回事。
多年以后，陈凯歌忘了这个教训，觉得写好作文就能写出好剧本。
考北大失利，陈凯歌报考了北电导演系——因为不考数理化，且年龄限制高（26岁）。
考试时老师问陈凯歌什么是电影节奏，他不知道，但是为了面子硬答一通。第二天收到来信，他被淘汰了。
让陈凯歌意外的是，过两天他又收到一封信，说电影学院扩大招生，让他去参加复试。
进了北京电影学院，陈凯歌问老师，为什么头一轮就把他刷了？老师说：“我原指望你说你不懂啊，你不懂我们就能教你了，你说了那么多我还教你什么呀？”
陈凯歌的“显摆”差点断送他的前途。但他说，如果再来一次，他还得显摆。
< 年轻时的陈凯歌 >
那年入学北京电影学院的还有田壮壮、顾长卫、张军钊、何群、李少红、刘苗苗、彭小莲，他们同为杰出的第五代电影人，只是这些人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在此一笔带过，他日另作详述。
说回正题。1978年，陈凯歌、张艺谋聚首北电，此时的芦苇还在陕西老家待业。
芦苇与张艺谋同年参加工作，但工作第一天上了四个小时班，芦苇就辞职了。辞职原因很简单——不能读书。芦苇回到家，啃了四年老，他终日读契诃夫、罗素、维特根斯坦，忙着解决自己的价值观问题。
街道办干部得知芦苇的情况，深感同情，本着关怀大龄待业青年的人道主义精神，把芦苇塞进了西安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西影厂）。此时的吴天明已在西影厂工作多年，即将执导个人第一部影片。
进厂后，芦苇每日颠勺炒菜，干了两年炊事员。直到张艺谋、陈凯歌入学那年，芦苇才被调去美术组，做了绘景。
相比考上北电的张艺谋，芦苇的机遇差了不少，但考上大学的张艺谋过得也并不轻松。
进入电影学院，“厂哥”张艺谋第一次接触外国电影。在屏幕上看到比基尼和直升机的他被震到说不出话来。一回宿舍，张艺谋就迫不及待跟同学谈论。路过的陈凯歌和田壮壮看到，相视一笑，说：“刘姥姥来大观园了。”
张艺谋年纪大，又做了三年农民七年工人，在学校经常被同学嘲笑。遭受“校园霸凌”的他差点打包回了西安。
好在张艺谋是个硬汉，在北电的日子加倍用功，买不起摄影书就生抄20万字。考完试，张艺谋各项成绩都很好，慢慢受到同学敬重。
曾嘲笑过张艺谋的陈凯歌在摄影展上看到他的作品，觉得此人不是等闲之辈，心里生出几分敬意。
两年过去，别的同学正读大二，特批入学的张艺谋却面临着学业中断。他难过，跑去隔壁导演系找田壮壮诉苦：“哥们儿这一走，可能就回不来了。”
所幸电影学院给了机会，张艺谋及时转正，念完了大学四年。拍摄毕业作品时，张艺谋加入田壮壮导演的《红象》剧组，去云南拍片。
< 张艺谋（右四）拍摄毕业作品 >
后来拍出《大宅门》的导演郭宝昌看到这部片子时惊了：“我操，看到那画面我就傻了，中国他妈的要出大师了！”
从云南回到北影，张艺谋和陈凯歌一起看了《红象》的样片。陈凯歌评价不错，张艺谋却未觉满意。
陈凯歌对张艺谋说：“八二届153个同学，有一点数你最强烈——心比天高。”
临近毕业，学校老师说，可千万别觉得自己了不起，毕业进了厂子，不熬上十几二十年谁也别想掌机。
张艺谋算了算年纪，感觉前途又灰暗起来。
相聚
1982年，北电78级毕业，根正苗红的田壮壮进了北京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北影），陈凯歌进了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顾长卫去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受“非正常入学”的影响，张艺谋被分配去了广西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广影）。
80年代动乱结束，百废待兴，人们对文艺生活来者不拒，谈恋爱都要拿一本尼采、弗洛伊德。
拜新风潮所赐，加上广影厂长韦必达赏识，张艺谋刚毕业就担任摄影，掌机拍摄《一个和八个》。
几个人向厂长表决心，剃了光头要拍好电影。一伙人坐火车去拍摄地时，还被警察误认为是流氓团伙给抓了。
< 《一个和八个》 >
《一个和八个》拍摄完成，第五代导演的第一部电影问世。
1983年，广影看中了西影的剧本《黄土地》，准备筹拍。摄影敲定了陕西人张艺谋。导演一时没有合适人选，张艺谋推荐了同学陈凯歌。
彼时陈凯歌在北京，但不像张艺谋在广西厂受重用。厂里前辈林立，轮不到陈凯歌发挥。广影惜才，花四倍工资把陈凯歌从北京借调出来。
广影厂长踌躇满志，派遣得意人选奔赴西安，等候他们凯旋，却不知此行是“放羊入虎口”。
1983年10月，43岁的吴天明出任西影厂长。那时西影影片拷贝发行量全国倒数第一，全国上座率最高的10部影片没有一部出自西影。许多西影厂的职工去北京出差，都把胶片筒上的“西安电影制片厂”几个字朝里贴着裤脚，生怕丢人。
出任厂长前，吴天明已经是成名的导演，以脾气火爆著称，见到不称职的领导就直怼，在厂里树敌无数。有次一句话差点把领导怼哭了：“我不当领导还能做导演，你不当领导什么也干不了。”
出任厂长后，吴天明悄悄地对身边人说：“兄弟，以后西影厂是咱们的天下了。”
接手时，西影厂里的干部平均年龄50岁，厂子管理混乱，士气低下。吴天明召集全厂职工开会，当天，厂里所有中层干部就地免职，空出的职位全部让给年轻人。
求贤若渴的吴天明，正赶上广影将张艺谋、陈凯歌拱手送上。
< 拍《黄土地》时的张艺谋陈凯歌 >
来到黄土高原选景的陈凯歌、张艺谋没了盘缠，车也坏了，饿着肚子拄着拐棍走到西影，投奔吴天明。吴天明给了几人两千块钱，又安排食宿，协调出一辆吉普供他们采风。
改变中国电影格局的力量首次在西影聚齐。
有人说，中国电影的辉煌始于1983年。确实，这一年“电影教父”吴天明出任厂长，张艺谋与陈凯歌双峰聚首，拍的是震惊世界的《黄土地》。
在中国电影的高光时刻，未来的第一编剧芦苇却因流氓罪“进去了”。
那会儿正是严打时期，芦苇“顶风作案”，参与地下舞会，和陌生女人跳贴面舞。组织舞会的女老大马燕秦先一步被枪毙，曾参与跳舞的人也被列上抓捕名单。8月中旬，警察封了街，开始抓人。
得到风声的人都跑了，芦苇错误地估计形势，觉得跳跳舞犯不着逃跑。他一人坐在宿舍进行思想斗争：是自首呢，还是跑呢？没等他想明白，公安已经进了屋。
芦苇一身劳动布工装，长相也朴素，咋看不像跳舞的，公安连问好几声：“你就是？”芦苇生怕长官否定了他的艺术气质，连连点头，说是我是我，我就是跳舞的。
芦苇被带走了，在里面蹲了11个月。
< “严打”时期公告 >
世间福祸难料。出了监狱，芦苇成了名人，十里八村的文艺青年都敬他一声哥。甚至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这段牢狱之灾始终隐隐发挥着余热。
芦苇出狱时，《黄土地》已经拍完了，陈凯歌被北影厂当宝贝一样捧了回去。陈凯歌原本是北京人，留不住，吴天明把挖人的心思全放在了张艺谋身上。
毕业时张艺谋一心想来西影厂，无奈当时厂长不是吴天明，挑人时没要他。错失张艺谋成为吴天明最大的遗憾，看完《黄土地》，他决计要把张艺谋留下。
吴天明拍《人生》的时候就想找张艺谋来做摄影师，但张艺谋在广影拍戏，吴天明憋着没拆广影的台。拍《老井》时，吴天明跟张艺谋说：“你必须来帮我，你来做摄影，咱们一块把这个戏弄好，弄完以后你爱到哪去到哪去。”
嘴上是这么说，但吴天明一心还是想把张艺谋弄到西影来。
第一步，就是把张艺谋的老婆肖华弄进厂。没地方交割，就放在宣发处当资料编辑，那种编辑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好几个吴天明想弄来的文人的老婆都在宣发处，路遥的老婆也在。
为了张艺谋，吴天明和广影结了梁子。
< 张艺谋与吴天明 >
1983年底，《一个和八个》被当做“精神污染”的典型批判，广影厂长韦必达站出来力挺年轻人：“对青年人要关心爱护，如有错误我厂长负责。”1984年7月，《黄土地》送审时遭电影局领导无端指责，韦必达又去和领导争吵。
因为这两部电影，韦必达被调离一线，广影由高厂长接任。
张艺谋给老厂长韦必达写信说：“也许，我们将来可能成为艺术大师、名人，但我们永远记得当我们年轻时，我们是怎样起步，有人曾小心翼翼地搀扶我们……我们也有年迈花甲之时，但我们会想起我们的《一个和八个》，我们的《黄土地》，我们的广西厂厂长……”
韦必达离任，吴天明点名向广影要张艺谋。接任的高厂长打死不愿意，说当时张艺谋一心想到西影厂你们不要人家，我们广西厂这么穷的小厂，把凯歌、何平他们八个人都要了，你们看人家现在成了气候，眼馋了。
有一次开创作会，西影宣发处处长柏雨果（张艺谋老婆与路遥老婆的上司）和高厂长碰了面。开完会，高厂长说：“柏处长，你回头跟你们吴厂长捎个话。”柏雨果问捎啥。高厂长说：“你告诉吴天明，他很无耻，很不要脸！”
吴天明不在意这些细节。对新人的任用让他不亦乐乎，他给顾长卫分了房子，保着黄建新拍了《黑炮事件》。厂里的年轻人如鱼得水，老员工愁云惨淡。
一位厂里的老员工找到吴天明，一进门噗通就跪下了，说自己一辈子没拍电影，马上要退休了，求吴厂长给个机会。吴天明知道他才华平庸，也给他跪了下去，说你一辈子没拍，也不差这几年了，还是把机会让给年轻人吧。两人跪在地上对视好几分钟，老员工自知遇见了狠角色，起身悻悻离开。
西影厂里一部分人在吴天明的保护下奋勇向前，另一部分人天天告状，想尽办法让他下马。调查组来了三波，还好调查结果一致——吴天明功大于过。
十年动乱结束，第四代导演正准备施展抱负时，第五代导演却迅速崛起。用张艺谋的话说，“第四代导演在我们刚刚起步的时候，基本上就被我们拍死在沙滩上”。
在计划经济时代，一个电影厂厂长能够决定电影人的命运。吴天明没有打压新人，反倒是给了他们最大的支持。
吴天明上任两年，西影厂影片的拷贝发行量由全国最末跃至第一，利润翻了两番。上海发出“西望长安”的惊叹，北京则传出“中国电影的希望在西北”的呼声。
愿为大哥肝脑涂地
1985年，陈凯歌拍出《孩子王》。吴天明对张艺谋说，咱还拍啥，差得太远了。张艺谋触动很深，也想着和陈凯歌较一把劲。
此时张艺谋应约回到西影，帮吴天明拍摄《老井》。
吴天明派张艺谋和几个人去选角。现场乌泱泱来了几千个人，张艺谋和他们一一握手。回到宾馆洗手，洗出几大盆黑水，男主角还是没有着落。
吴天明想来想去，只有张艺谋当过农民，又有那股劲头，决定男主就是他了。张艺谋懵了。“头儿，我没学过表演啊。”
但张艺谋知道这是一次机会，答应下来。
接下任务后，张艺谋每天抗着上百斤的石板，走十几里山路。为了让皮肤粗糙，一有时间他就抓两把砂土放在手里来回搓。拍井下被埋那场戏之前，为表现出奄奄一息的感觉，他3天没有吃饭。
当年，张艺谋拿血换了一台相机，1985年，又拿命换了一个东京电影节影帝。
< 张艺谋与吴天明拍摄《老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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