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新晋得主彼得·汉德克:年轻人自杀,出于对今天这个世界的反抗

qiuri @ 2019年10月11日 乐活

诺贝尔文学奖双黄蛋昨晚新鲜出炉。2018年的颁给了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尔卡丘克,2019年的颁给了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熟悉文德斯或者孟京辉的朋友大概也对彼得·汉德克这个名字很熟悉了,他是电影《柏林苍穹下》的联合编剧,而孟京辉在戏剧创作方面曾受到他的启发。那么,从头说来,汉德克是奥地利当代非常优秀的作家,也是当今德语乃至世界文坛始终关注的焦点之一。从1966年成名开始,他为德语文学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除了诺奖,还获得过诸如“霍普特曼奖”(1967年)、“毕希纳奖”(1973年)、“海涅奖”(2007年)、“托马斯·曼奖”(2008年)、“卡夫卡奖”(2009年)、“拉扎尔国王金质十字勋章”(塞尔维亚文学勋章,2009年)等。


他出生在奥地利克恩滕州格里芬一个铁路职员家庭。他孩童时代随父母在柏林(1944—1948)的经历,青年时期在克恩滕乡间的生活都渗透进他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里。1961年,汉德克入格拉茨大学读法律,开始参加“城市公园论坛”的文学活动,成为“格拉茨文学社”的一员。他的第一部小说《大黄蜂》(1966)的问世促使他弃学专事文学创作。1966年,汉德克发表了使他一举成名的剧本《骂观众》,在德语文坛引起空前的轰动,从此也使“格拉茨文学社”名声大振。《骂观众》是汉德克对传统戏剧的公开挑战,也典型地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前期“格拉茨文学社”在文学创造上的共同追求。


进入70年代后,汉德克在“格拉茨文学社”中的创作率先从语言游戏及语言批判转向寻求自我的“新主体性”文学。标志着这个阶段的小说《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1970)、《无欲的悲歌》(1972)、《短信长别》(1972)、《真实感受的时刻》(1975)、《左撇子女人》(1976)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在表现真实的人生经历中寻找自我,借以摆脱现实生存的困惑。《无欲的悲歌》开辟了70年代“格拉茨文学社”从抽象的语言尝试到自传性文学倾向的先河。这部小说是德语文坛70年代新主体性文学的巅峰之作,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


1979年,汉德克在巴黎居住了几年之后回到奥地利,在萨尔茨堡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他这个时期创作的四部曲《缓慢的归乡》(《缓慢的归乡》,1979;《圣山启示录》,1980;《孩子的故事》,1981;《关于乡村》,1981)虽然在叙述风格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生存空间的缺失和寻找自我依然是其表现的主题;主体与世界的冲突构成了叙述的核心,因为对汉德克来说,现实世界不过是一个虚伪的名称,丑恶、僵化、陌生。他厌倦这个世界,试图通过艺术的手段实现自我构想的完美世界。


从80年代开始,汉德克似乎日益陷入封闭的自我世界里,面对社会生存现实的困惑,他寻求在艺术世界里感受永恒与和谐,在文化寻根中哀悼传统价值的缺失。他先后写了《铅笔的故事》(1982)、《痛苦的中国人》(1983)、《去往第九王国》(1986)、《一个作家的下午》(1987)、《试论疲倦》(1989)、《试论成功的日子》(1990)等。但汉德克不是一个陶醉在象牙塔里的作家,他的创作是当代文学困惑的自然表现:世界的无所适从,价值体系的崩溃和叙述危机使文学表现陷入困境。汉德克封闭式的内省实际上也是对现实生存的深切反思。


进入90年代后,汉德克定居在巴黎附近的乡村里。从这个时期起,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动荡,南斯拉夫战争也把这位作家及其文学创作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从《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1991)开始,汉德克的作品(《形同陌路的时刻》,1992;《我在无人湾的岁月》,1994;《筹划生命的永恒》,1997;《图像消失》,2002;《迷路者的踪迹》,2007)等中到处都潜藏着战争的现实,人性的灾难。1996年,汉德克发表了游记《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批评媒体语言和信息政治,因此成为众矢之的。汉德克对此不屑一顾,一意孤行。1999年,在北约空袭的日子里,他两次穿越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旅行。同年,他的南斯拉夫题材戏剧《独木舟之行或者关于战争电影的戏剧》在维也纳皇家剧院首演。为了抗议德国军队轰炸这两个国家和地区,汉德克退回了1973年颁发给他的毕希纳奖。2006年3月18日,汉德克参加了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葬礼,媒体群起而攻之,他的剧作演出因此在欧洲一些国家被取消,杜塞尔多夫市政府拒绝支付授予他的海涅奖奖金。然而,汉德克依然我行我素,坚定地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看成是对人性的呼唤,对战争的控诉,对以恶惩恶以牙还牙的非人道毁灭方式的反思:“我在观察。我在理解。我在感受。我在回忆。我在质问。”


2016年,汉德克来中国做访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直言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鲍勃迪伦是“巨大的失误”,他认为,“文学是阅读的,而鲍勃·迪伦不能被阅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这个决定,其实是在反对书,反对阅读。”但他还是会认为鲍勃·迪伦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他,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甚至是对文学的侮辱。这个决定很显然是一些不读书的人做出的。鲍勃·迪伦的词,如果没有音乐,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要坚持语言本身的东西,这是我的基本立场。”


老爷子很酷。一直以来就以一种拽拽的酷劲儿行走江湖。从年轻时候创作的《大黄蜂》、《骂观众》、《卡斯帕》就可以看出来,他一直是独立且独特的。他的创作或许可以大致回归到一个终极问题,是世界毁灭了人,还是人毁灭了世界。他在很多年轻人身上看到这种迷失感。“其实年轻人找到自己的方式是从反抗开始的,但今天他们的想法变了。”


“任何一种反抗都是无意义的”,他说,也许将来有一天他会出一个《卡斯帕》续集,“出于对今天这个世界的反抗,那个年轻人自杀了。”

——凤凰网读书整理自彼得·汉德克经典作品合集(世纪文景出品)

 


彼得·汉德克


以下内容节选自彼得·汉德克作品《试论疲倦》


作者:  [奥地利] 彼得·汉德克/出版社: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品方: 世纪文景/译者: 陈民 / 贾晨 / 王雯鹤/出版年: 2016-10

 





过去我只知道令人恐惧的疲倦。


过去是什么时候?


在童年,在所谓的大学时代,还有早恋的岁月,正是那时。某个圣诞子夜的弥撒中,这个孩子坐在亲属中间,在那个拥挤、炫目耀眼、环绕着熟悉的圣诞歌曲的教堂里,周围充斥着布和蜡的气味,突然感到伴随着痛苦重压的疲倦。


怎样的痛苦?


如同人们把疾病称作“可恨”或者“恶性”一样,这种疲倦也是一种可恨和恶性的痛苦。这种痛苦在于它让一切都走了样,不仅是周围环境——教堂的来访者成了紧紧挤在一起的毛毡和厚绒呢玩偶,祭坛,包括很远处熠熠发光的装饰成了拷问的场所,伴随着混乱的仪式和阐释者的套话——而且得了疲倦病的人,自己也变成了大象头的古怪形象,同样那么沉重,眼睛干涩,皮肤浮肿;被疲倦抽走了世界的物质,在这样的冬天世界里,下雪的空气中,人迹罕至,好像在夜晚星光下乘雪橇旅行,远远地走出村庄的边界,一个人,激动不已,而其他孩子渐渐消失在房子里:全然如此,寂静中,呼啸中,泛蓝的结冰道路上——“很吸引人”,人们这么谈论这种让人舒适的寒冷。但是现在,在教堂那里,这个被如同铁处女的疲倦所包围的人具有完全不同的寒冷感受,而且,这个孩子,也就是我,在礼拜中间央求着要回家,这首先就意味着“出去!”,而且破坏了亲属们同这个地区其他住户在一起共度时光的机会,因为风俗的逐渐消失,这样的机会本来就越来越稀少(又一次)。


你为什么(又一次)自责呢?


因为那时的疲倦本身已经和罪恶感联系在了一起,甚至因罪恶感而加重,成为急性疼痛。你又一次在集体中遭到拒绝:好像太阳穴上又箍上了一个钢带,从心脏里又抽了一次血;几十年之后,突然对这样的疲倦又一次感到羞耻;只是很奇怪,虽然后来一些家人批评了我,但是他们却从不……


那么这类似于大学时代那些疲倦吗?


不。再也没有了罪恶感。在阶梯教室里的疲倦随着课堂的进行反而让我变得反叛或具有反抗性。通常很少因为恶劣的空气和塞得满满的几百号学生,而是因为授课者没有抓住该传授的内容。我再也没遇到过像大学里那些教授和讲师们对自己的职责如此毫无感情的人;每个人,是的,每个银行职员在清点那些根本不属于他的钞票时,每个修路工人在上有烈日暴晒,下有焦油烘烤的酷热中工作时,都比他们显得更有生气。像那些脑袋里塞满了锯木屑的无上高贵者们,他们讲话的内容从未使他们的声音表现出(好老师讲述他的内容表现出的)惊叹、热忱、倾心、自问、敬仰、恼怒、愤慨和自己的无知,他们更多的是在不停地胡扯、抑扬顿挫地朗诵——当然不是荷马式的风格,而是以预先设置的审查的口吻——,至多其中用一种讥笑或对知情者阴险影射的口吻,而外面窗户前已经变绿、变蓝,继而变暗:听众的疲倦变成了不满,不满变成了恶意。又一次,如在童年时代,“出去!全都从这里滚出去!”到哪儿去呢?回家,像过去一样?但是那里,在出租小屋里,现在大学时代令人担心的是和父母一起住的时候所不知道的,一种不同的、新型的疲倦:在一间屋子里的疲倦,城市边缘,独自一人;那种“孤独疲倦”。


然而对这种疲倦有什么好害怕的呢?屋子里桌椅旁边不就是床吗?


睡觉作为出路是不可行的:起先那种疲倦在麻痹中发生作用,通常由于麻痹,小指头甚至都无法弯曲,眼睫毛也无法颤动;连呼吸似乎也陷入了停滞状态,整个人麻木得连内心深处都充斥着疲倦;但是当你向床迈出了那一步时,那么事情就发生了,在很快、类似昏厥地睡过去之后——对睡觉没有感觉——,第一次翻身醒来时就进入失眠状态,常常彻夜不眠,因为在屋子里,疲倦总是在傍晚袭来,随着暮色的降临。关于失眠,其他人叙述得够多了:它甚至最终决定了失眠者的世界图像,因而他无论如何也只能将生存看作是不幸,把每个行动看作是无意义,把所有的爱情看作是可笑的。失眠者躺在那里直到拂晓露出灰暗的光芒,这对他来说意味着地狱的诅咒,超越了独自处于失眠地狱中的他,而是彻底误入迷途的、流落在错误星球上的人……
我也在失眠者的行列中(我是失眠者,一如既往,现在还是)。第一批鸟儿还在昏暗中,在早春:复活节常常就是那样——可是充满讽刺,现在却刺耳尖叫,冲进鸟窝似的小床上,“又一个无眠的夜晚”。教堂塔楼的大钟每一刻都要敲响,即使在最远处也能清楚地听得到,宣告又一个糟糕的日子来临。两只互相袭击的公猫一动不动,但却发出怒吼和尖叫,仿佛在我们世界的中心,那个残忍的家伙变得吵嚷和粗暴。一个女人所谓性感的呻吟或叫唤,在同样静止的空气中突然开始,就像正好在失眠者的脑袋上,摁下电钮,一台成批生产的机器转动起来,我们所有爱慕的面具突然都脱落了,表现出混乱不堪的自私自利(这里没有一对在相爱,而每个人都大声表示只爱自己),表现出卑鄙下流。失眠状态的片断心情——自然是那些顽固失眠者,我至少是这么理解他们的叙述,它们可能最终出现,组合成合情合理的东西。


但是你,你并不是个持续性失眠者:你现在也想要叙述失眠者的世界图像或者疲倦的世界图像吗?


电影《柏林苍穹下》

 


在从疲倦的世界图像经由失眠的世界图像的必然道路上,或者更准确地说,采用复数的方式:我要叙述各种疲倦的不同世界图像。——比如说当年有一种疲倦就让人害怕,那可能是和女人一起产生的。不,这种疲倦不是产生的,而是出现的,是一个物理过程;裂变。我也从未单独遭遇过它,而是每次出现时都有那个女人,仿佛它就像天气骤变一样,从外面,从大气层,从空间而来的。那时我们躺着、站着或坐着,刚刚我们两个人还很自然地在一起,突然就决绝分开了。这样的时刻一直都是一个令人害怕的时刻,有时甚至令人毛骨悚然,就像骤然跌落时一样:“停下来!不!不!”但是于事无补;两人已经不可阻挡地分开了,各自进入到自己疲倦的巅峰,不是我们的,而是我这里的和你那里的。也可能疲倦在这种情况下只是麻木和陌生的另一个称呼而已——但对于压迫环境的压力来说,它算是符合事物的词语了。即使发生的地点可能只是个安装了空调的大型电影院:它变得既闷热又拥挤。座椅排成弧形。幕布已经泛黄褪色。当我们不经意间触碰了对方,每个人的手就都会像被可恶的电击震颤后分开了。“在那个……傍晚……一种灾难般的疲倦如晴天霹雳袭击了……阿波罗电影院。一对年轻人成了它的牺牲品,他们刚刚还肩并肩在一起,却被疲倦的冲击波弹射开。在这部所谓的谈情说爱的电影最后,互相再也不看一眼,再也不说一句话,就那么永远各走各的路了。”是的,这种制造分裂的疲倦分别给他们带来打击,使他们无力注视和无法开口;我恐怕永远都不能对她讲“我对你厌倦了”,甚至不能简单说出“厌倦!”这个词(或许是什么东西让我们从各自的痛苦深渊里解脱了,是共同的呼喊吧):这样的疲倦燃烧尽了我们的语言能力,我们的心灵。要是我们那时真的能走上分开的道路该多好!


不,那样的疲倦会让那些心照不宣的人必须在表面上待在一起,作为肉体。与此同时,便出现了这两个沉醉在疲倦魔鬼之中的人自己变得令人恐惧。
谁导致恐惧呢?


总是另一个人。那种方式的疲倦无法言表,始终必然如此,它迫使你采取暴力。它也许只是表现在眼神里,这眼神歪曲了另一个,并不仅仅作为人,而且是作为另一个性别:丑陋和可笑的女性或男性,带着这种已渗透到骨子里的女性步态,带着这种本性难移的男性做作。或者这种暴力隐蔽地发生在第三者身上,如同随手打死一只苍蝇,或者漫不经心地撕碎一朵花。也会出现人们自我折磨的情形:她去啃手指,而他去抓火焰;他用拳头打自己的脸,她就像个婴儿一样扑倒在地上,只是没有安全护垫。有时候,这样一个疲倦的人会突然袭击那个和他一起受到疲倦困扰的人,要把敌人(他或者她)赶跑,试着用结结巴巴的谩骂叫喊释放疲倦。这种成双成对的疲倦暴力毕竟还是摆脱疲倦的唯一出路;因为这样一来,通常至少会分道扬镳。或者疲倦让位于精疲力竭,在精疲力竭中人们终于可以重新喘口气,思考一下。然后一个人或许会回到另一个人身边,各自惊讶地盯着对方,还在为刚刚发生的事情吓得颤抖,难以理解。由此接着可能又会出现判若两人的打量,但却是用全新的眼光:“我们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在电影院里,在街上,在桥上?”(人们又找回了把它表达出来的声音,不由自主地在一起,或者年轻的男人为年轻的女人,或者反过来。)就这点而言,也许这种笼罩两个年轻人的疲倦甚至还意味着一种转变:开始无所谓的热恋状态变得严肃认真了。


没人想要因为对方刚刚做过的事而指责他;取而代之的是,共同睁开双眼,为了在共同相处时,在“将要”走在一起成为夫妻时不依赖于各个人的局限性,一种局限性,人们以往称之为“原罪的作用”,而今却成了我不知道怎么来称谓的东西。要是两人能够如愿以偿地摆脱这种疲倦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在对疲倦的认识中,像两个永远摆脱了灾难的人一样,之后一生一世——但愿如此!——相思相守,这样的疲倦就不会再袭击他们了,但愿如此!然后他们幸福美满地生活在一起,直到另一些东西——相对那种疲倦,没有那么令人不解,那么令人恐惧,那么令人惊羡——出现在他们中间:日常事务,鸡毛蒜皮,习惯。


但是这种制造分离的疲倦难道只发生在男人和女人身上吗?而不会也发生在朋友之间吗?


不。每次在和朋友的相处中我所感觉到的疲倦,绝对不是灾难。我把它当成事物的过程来经历。我们终归只是暂时在一起,这段时间之后每个人又会各走各的路,意识到这种友谊也不过出现在一段无声无息的时刻之后。朋友间的疲倦是没有危险的——相反在年轻的、常常还交往不久的伴侣中间存在危险。和友谊不同,在爱情中——或者那种称作充满自信和完美无缺的感觉?——疲倦的突然爆发会让一切遭遇危险。失去了魅力;对方图像的线条一下子消失了;他、她在那恐怖的一刹那间再也产生不了图像;之前的图像只是海市蜃楼:这样可能转瞬间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结束了——可怕的是,往往一个人本身因此也好像完蛋了;你会觉得自己这么可恶,或者,是的:和另一个人一样毫无价值,但你刚才还能感觉到对方代表了一种生存方式(“一心一意”);你想要自己,如同那该死的对方,立刻被废除或者弄走;甚至一个人周围的东西都分崩离析为毫无价值的废物(“如同快车疲惫不堪、年久失修地从旁边飘过”——回忆起一位朋友写的诗行):那些成双成对的疲倦有被瞎扯为生存疲倦的危险,超越一个人本身的疲倦,宇宙的疲倦,树上耷拉的树叶的疲倦,突然好像流动不畅的河流的疲倦,慢慢褪色的天空的疲倦。——然而,这种情形常常只会发生在女人和男人单独在一起时,因而我多年来回避所有持续较长时间的“大眼瞪小眼”的情形(尽管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说这是一个懦弱的办法)。


现在是提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的时候了:难道你所叙述的那些令人恐惧的、恶性的疲倦并不只是出于义务的意识——因为这些疲倦属于你的主题——,所以也如同我所感觉到的,慢慢腾腾,没完没了,极其过分——粗暴的疲倦的故事即便不是虚构的,但也过分夸张——也是出于敷衍塞责吗?


至今不仅仅是敷衍塞责地谈起那些糟糕的疲倦,而且是冷酷无情。(这不是什么纯粹的、因为自身的缘故而泄露了一件事的文字游戏。)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并不将我叙事的冷酷无情视为一种错误。(除非疲倦不是我的主题,而是我的问题——一个我所承受的指责。)而且我也想对其他的疲倦,对那些激励我进行这种尝试的不恶劣的、更美好的和最美好的疲倦同样保持冷酷无情:我应当满足于探究那些我对自己的问题所拥有的种种图像,因为我的问题每次都一丝不苟地使我变成图像,并且用语言将这种图像连同其一丝一毫的颤动和曲折仔细勾画,而且要尽可能地冷酷无情。身在(坐在)图像中,我足以当作一种感觉。如果我可以期望为继续论疲倦做些补充的话,那么这恐怕最多就是一种感受了:如今在利纳雷斯前这片草原外面,要把三月里这几个星期对安达卢西亚早晨的太阳和春风的感受保留在手指间,然后坐在房间里面回味着它,从而使这种留在手指间的美妙感受因瓦砾上甘菊的香气更加强烈,也过渡到那些围绕着这些有益的疲倦而生的句子;正确地评价它们,特别是要让它们比先前那些疲倦来得轻松。


但我觉得现在就一清二楚:疲倦是很艰难的;疲倦的问题各种各样,将会一如既往地艰难。(那无所不在的腐尸气味也一再冲击着野白菊的香气,一天比一天强烈;只是我要一如既往地将清除这样的恶臭的责任留给那些为此负责、并最好以此为生的兀鹫了。)——因此,在一个新的早晨,起来,继续,带着字里行间更多的空气和光线,干着符合实际的事情,但与此同时总是接近地面,接近黄白色甘菊间的瓦砾,借助那些经历过的图像的和谐一致。——我过去只了解令人害怕的疲倦,这不完全是事实。在童年时代,40年代末,50年代初,用机器脱粒打谷还是件稀罕事。那时还不能直接在田野里自动操作——麦穗从自动收割机一边进去,一袋又一袋磨好的面粉从另一边钻出来——,而是在家里的脱粒棚里进行,租借机器,那种机器在脱粒时节从一个农家被租借到另一个农家。脱麦粒的过程需要雇合适的小工进行流水作业,他们每次都要有一个人将麦捆从停在外面的、对脱粒棚来说实在太多太高的车辆上扔给下一个人,这一个再将其递给里面那个担当重任的人,尽可能不要把错误的、不适合手握的麦穗对着前面。这个担当重任的人站在轰鸣着、让整个脱粒棚都在抖动的机器旁,来回挥动禾把,慢慢地在脱粒齿轮滚动带之间将麦穗尖推进去——每次都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脱空的秸秆随之从后面滑出来,堆成一堆,另一个小工用一个特别长的木叉举到上面送给流水线上的最后一些小工,通常都是村子里的孩子。


他们站在脱粒棚的阁楼上,将秸秆拖到最里面的角落里,四处塞得满满的,踏得实实的。草垛在他们之间堆得越高,里面就变得越黑。这一切要持续到门前的车辆重量不断减轻并卸空为止,脱粒棚里也随之豁然变得光亮。这个过程没有间歇,迅速且交叉进行,但只要一个环节出错就会很快使得这一进程停顿或失去控制。流水线上最后一位,快到脱粒最后结束的时刻,常常被埋在已经堆积如山的秸秆之中,几乎没有一点活动空间。在黑暗中,如果他不能为一直还在继续快速堆上来的秸秆在自己身边找个空堆好的话,那么也会打乱进程,他自己几乎要窒息似的逃离他的位置。可是脱粒又一次顺利地完成了,盖过一切声音的机器——即使嘴巴对着耳朵大声吼叫也听不明白——关闭了:多么安静啊,不仅在脱粒棚里,而且在整个乡村;多么明亮啊,不是亮晃晃让人眼花,而是照耀着人们四周。当尘雾落下时,我们就双膝发软在外面院子里跌跌撞撞、踉踉跄跄地拾掇,这在后来有点玩耍的性质。我们的腿和胳膊都被划破了;秸秆刺儿留在头发里、指甲缝里和脚趾间。这幅图像中最持久的就是我们的鼻孔:因为灰尘,不仅变成灰色,而且是黑色,男人、女人,还有我们这些孩子都是。我们坐在——在我的回忆中总是在户外下午的阳光里——享受着共同的疲倦,聊天或者沉默。在这种疲倦中,一些人坐在院落的板凳上,另一些在车杠上,还有一些已经躺在离得远远的草地上,的确好像聚在一起,处在一段短暂的和睦中,也包括所有的邻居,还有老老少少们。一种疲倦的云雾,一种超越尘世的疲倦,那时将我们团结起来(直到宣布下一次卸载禾把)。童年在农村的这种群体疲倦图像我还有很多。


这不是在美化过去吗?


如果过去可以这样被美化的话,名副其实,那么我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对,我相信这样的美化。我知道这个时代曾经是神圣的时代。

 

《柏林苍穹下》剧照

 

 

来源:凤凰网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