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Papi酱被攻击让人无可奈何。跟没有能力进行讨论的人讨论是徒劳的，但我还是要被各种各样的朋友问及意见，那就写两句吧。
告别宗法制度
1950年《婚姻法》规定“夫妻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这部目标是在婚姻与家庭制度中进行革命的法律，未论及子女姓氏。从母姓在共和国前三十年，是少数革命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内部的协商选择，因为他们是背叛宗法制度的一代人。当然在旧的宗法制度之下，也有从母姓的体制内补丁，那就是入赘。
1980年《婚姻法》规定了“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将此条改为“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去掉了“也”。同时，这个修正案第9条规定：“登记结婚后，根据男女双方约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
这等于否定了从夫居传统，甚至法律一路修改过来的脉络，具有倡导的意味：进一步清除宗法制度中从夫居以及冠父姓的影响。当然，最近民法典删除了拥有子女监护权的一方可以单方给孩子改姓的条文，因为通常改姓是母亲做的，这可以看作一个反挫，虽然原因很复杂。
法律的规定已经给民间的移风易俗创造了空间。如何深化随母姓的习俗？法律不禁止，甚至促进性别平等，那么剩下的就要靠民间社会本身的协商和文化变革。改革开放之后，在大量独生子女和双独婚姻中，也有父母复姓，或两个孩子平均分配父母姓氏的协商行为。如果说法律哪里做得还不够，那就是不够有想象力，前些年讨论过“随便姓”，但公安系统一般只默认父姓和母姓两种选择（仅有规定的一些情况例外）。
Papi酱的孩子的姓氏，合法，也合乎母亲的意愿，是她们家庭的隐私。
被媒体误导的长丰县试点
冠母姓当然是很重要的改变，因为随父姓是一系列加诸于已婚妇女身上的规范与习俗的象征符号，这些规范和习俗带来的严重歧视与不公。但姓氏是一个结果，随母姓本身能改变的东西很有限。
譬如，农村妇女面对最直接的困难，是村规民约规定的村股份、土地和宅基地分配上极大的男女区别对待，外嫁女和离婚女性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个体家庭的随父姓和随母姓，并不能改变他们在政策中的不利地位，譬如经常跟外嫁女一起被亏待的，还有孩子随岳父姓的上门女婿。
近年常常被拿来做例子的是长丰县奖励随母姓，有人认为这个举措导致了出生性别比下降——这意味着胎儿性别选择减少。可是，如果你了解长丰县的项目到底是什么内容，你就会发现，随母姓只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媒体却恰恰只报道这部分，可见法律上父母平等的冠姓权，并未在实践中推广到农村，甚至在记者们的潜意识中，随母姓都是有标新立异的“新闻价值”的。
项目联合国报告网址：https://china.unfpa.org/sites/default/files/pub-pdf/%E5%BA%94%E5%AF%B9%E6%80%A7%E5%88%AB%E9%80%89%E6%8B%A9%E5%92%8C%E6%B2%BB%E7%90%86%E5%87%BA%E7%94%9F%E4%BA%BA%E5%8F%A3%E6%80%A7%E5%88%AB%E5%A4%B1%E8%A1%A1%E9%A1%B9%E7%9B%AE%E6%A1%88%E4%BE%8B.pdf
联合国这份《 应对性别选择和治理出生人口性别失衡项目案例》报告显示，长丰县参与的项目试点，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
（1）宏观层面：在县区一级开展，致力推动性别主流化，将性别平等理念纳入政府工作和社会发展，改变社会政策、制度、法律、文化和社会宏观环境，使妇女和男性平等参与社会发展。工作主体包括县区政府部门、县区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以及公共媒体，主要手段是组织培训与倡导活动，提高决策者与管理者的社会性别意识，加强政策协调与多部门合作机制。
（2）中观层面：在社区一级，营造社区文化环境、创造村民公共参与的环境等。工作主体包括乡镇政府部门和村委会 / 社区自治机构，主要手段是开展文化敏感的宣传教育、修订性别歧视的村规民约改变男女有别的民风民俗，推动女性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3）微观层面：在家庭层面，改变传统家庭性别角色与分工、改善家庭成员的资源分配模式、改变家庭成员的态度观念和行为规范。工作主体是村委会 / 社区自治机构、各个家庭。主要手段是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与家庭地位，促进家庭平等的性别分工。
具体来说，这个项目包括了：
对女性基层干部的培力，譬如一名女性计生专干有机会参与这个项目，并在实施项目的过程中成长为村主任。
在项目的推展过程中，一再用女性激发女性的参与，让更多在家的能说会道的妇女走上村庄公共事务的舞台，并成为公正的决策者。
这些村庄妇女领导人，出面组织妇女参与各种技能培训，让女性富起来，通过促进留守妇女就业来增强妇女们的经济独立。
改变村庄习俗中的性别文化。长丰县出现了独生女为父母顶棺下葬的案例。
土地确权和修改村规民约。这是最重要的。在项目开展的３年内，包括长丰在内的——
６个项目县共有 546 个村庄修订了村规民约，惠及约 100 万人口。新修订的村规民约在村级事务管理、分配宅基地、集体收益分配时男女同等对待，如黄梅的洪湾村在分配土地补偿款时充分考虑到女儿户、离婚户籍没有外迁女性的利益，宾阳县黎塘镇农业村保障了外嫁女参加集体分红的权益，长丰县吴山镇牌碑村改变了以往“出嫁女”难以享受土地承包、离婚丧偶妇女土地权益被随意剥夺的现象。长丰县创新社区在土地确权证颁发时，将1500 多名已经出嫁的女儿（尚未在婆家村取得土地）全部确权在本社区，使得集体资源分配真正做到男女平等。
一句话，随母姓很重要，但另一些事情更为关键：改变文化与规则，改变组织结构，改变资源配置。
仇女厌女不是“激进女权”
如果说，有人要发起一个让孩子跟母亲姓的倡议，我乐见其成。但问题就是，批评Papi酱的那些网友，采取了一种让人困惑的手段，不仅仅是冠父姓这件事上，在批评一切性别不平等的事情上，最后的受过者，都是已婚女性。
譬如，是已婚女性生育成为累赘，导致职场歧视（默认了职场以不生育的男性作为人力资源的偏颇标准，这本身就非常男性中心，不是吗？）。是已婚女性自愿被剥削家务与生育劳动（而不是贬低照料劳动和人的再生产的文化规范），造成她们的从属地位和各种悲剧——因此，结论往往是，她们活该。这样的结论，用于评价孩子被父亲抢走的妈妈，遭遇家暴的妻子，或者中产家庭“下嫁”的女儿。
很多完全不了解女权主义的人，把这一种网络群体倾向叫做“激进女权”。固然，这些网友吸纳了激进女权理论的一些观点，来批判女性在婚姻家庭制度下受到的剥削。但我想说的是，我从未见过这样一种仇女厌女的女权主义，没有一种女权主义会认为是女性自己招致了羞辱、剥削和暴力，没有一种女权主义会沿用父权留下来的污名词汇的逻辑，继续创造一些我几乎不愿意重复的“新话”来诋毁女性。
如果说有这样一种不在意女性主体意志的女权倡导，那就是在中国现代化之初，当初维新派那些娶小老婆的男性知识分子，倡导兴女学、天足，只是因为倾向于把国家的贫弱，让女人背锅，因此为了强国保种，就算拔苗助长，也要改变这些“不争气”的女人。
王政、刘禾与高彦颐曾经有一个讨论 https://site.douban.com/211878/widget/notes/13514029/note/326848791/，我把其中一些词隐去——
高：非常有意思，原来，中国女权主义的先驱，TA的出发点是在一个全球国家的竞争当中自己觉得比不上他人，回过头又把这种羞耻加之于身边的女人。
王： ……到了近代，就包括象***在***里面所做的事情，其实还是在规训女人应该怎么样。当然规训的内容发生变化了。面对****的强势，这些**觉得他自己要变，TA的欲望对象也随之起了变化。TA要做一个****的梦想的话，TA对自己做什么样的**的想象要起变化，TA对中国女人的定位也起了变化。
即便是维新派的男性，尽管他们对妇女的解放诉求更多是从自己的需求出发，对女性进行新的规训，他们也没有攻击具体的某位女性受害者。
使用语言暴力绝不是“激进”。重复男权的污名语法，如@voiceyaya 所言，“使用性暴力话语，辱骂对方无辜的家人，用生殖器来定义对方，这些攻击性言论……不能不指出这是男权文化的翻版”。
在这个混乱的过程中，央美教师性骚扰案当事人因为不同意围攻Papi的行为，遭到了之前据说支持过她的网友强烈的攻击。
我想对这些网友说，你转发支持了某些受害者的微博，是你自己的决定，不意味着博主必须从此惟你马首是瞻，不可以有任何你不同意的言辞与行动。这不是支持，这是道德绑架和精神控制。妇女解放不可能通过漠视具体的妇女的人格权，用精神暴力与奴役的方式抵达。
如果你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你就应该知道行动的目标是改变不公义，不是你个人对她人的市恩。
女权主义意味着首先让自己成为那个改变。如果争取冠姓权是你的首要议题，那首先应该被改变的，是你自己的生活。
作为一名在荒漠一般的田园中成长起来的女权主义者，我深深理解很多网友对现状无力改变的挫败积累出的怒火。但，在虚拟空间的人群中仰赖集体的声势，撕咬被划分为敌营的同类，并不会增加你在真实生活中促成改变的能力。去学习跟具体的人沟通，跟你的父母讨论，尝试改变一个朋友、同事或老师长辈的看法……每一点改变都会增加你的自信和成就感，这有助于减轻莫名的挫败和敌意。
不要动不动骂人家学院女权，你们的距离不是来自你“接地气”而别人“高高在上”，而是因为你只能看懂带感叹号的句子或口号，不知道如何有逻辑地讲道理。
如果学院中的理念不是来自田野，失去现实感，那么毫无意义。女权思想来自于田野与理论之间的往返，来自于实践与反思。反智不是激进。
真正的激进，就应该认识到父权制的无所不在，因而对女性所处的社会结构有清晰的洞察，对她们的处境有着足够的同理心。在这个基础上，跟她人形成真正的连结，关注公共生活，用初心激励自己走上日复一日的、缓慢而坚韧的改变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