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怡，还有跟她一起站出来的几位女性，她们都深知，自己不是性骚扰事件当中的完美受害者。过去几年，她们在反复的自责、懊恼与自我反思中度过，但最终，她们决定站出来举报，并公开讲述自己的遭遇。
（文中：如怡、依琳、吴犀、海月、白简均为化名）
文｜王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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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怡个子小，瘦，穿尖头小皮鞋，头发染成酒红色，说话声音不大，但说得快而密，看起来酷酷的，跟人们想象的性骚扰受害者，形象并不完全一样。但她的确就是，今年4月份，她在自己主持的电台节目里讲，“终于说出那个6年（实际是5年）前的秘密”。
她原本隐藏了对方的个人信息，只是想自我纾解，如果听众里有人遭遇相似，也许会获得一些安慰和鼓励。在那之前，2019年1月，她曾实名在对方的工作单位举报过，但交涉后不了了之。她想，那就讲出来吧。
《难以置信》剧照
匿名节目播出后，陆续有人在社交媒体上给她留言，点出另一名当事人的单位、名字，其它暧昧难言的行为，隐约印证，她的确不是唯一的受害者，但那时她仍然没想过公开对峙。直到6月，有人在微博上转载了她的节目，点出了对方的名字，广州市越秀区新南社会发展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新南”）新南夜校项目创始人刘韬。
新南夜校是广州的一个公益组织，倡导人们在大学课堂之外，结成兴趣小组，在夜校老师的带领下，于固定时间，固定场所研读经典著作。2015年底，在广州一所大学社会学系读大三的如怡正是被这一理念和形式吸引，加入这一组织，跟随刘韬精读托克维尔的一本著作。
除了创办新南夜校，曾任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社会学系老师的刘韬，还从2010年开始，先后创办了多个公益项目，是国内多家公益基金会的资助对象或秘书长，在公益圈内小有名气。如怡当时对他了解不多，主要交往是，每周四去上课一次，课程结束时，搭乘同一班地铁线路返回，同车的还有其他多名夜校学员。
如怡跟刘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私下交流，发生在课程快结束时。根据如怡的说法，当时刘韬突然通过微信，给她发送了多篇探讨两性开放关系的论文，还邀请她见面聊聊。虽然话题特殊，但刘韬的语气严肃认真，按照如怡当时的理解，刘韬要给她一些论文方面的指导。
按照新南夜校的制度，这门校外兴趣课程，需要写结业论文，会颁发结业证书，本就可以跟老师预约一次一对一的学术讨论。两个人的见面约在上课地点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如怡说，正是在这家咖啡馆里，刘韬主动拿出了存在前台的龙舌兰酒，邀请她尝尝。
当时大三的如怡酒量并不好，对酒的认识也不多，只知道刘韬拿出的酒很清爽，喝起来像饮料。几乎是在无意识中，她就喝下了四五小杯，晚上10点多开始感到难受，恶心，想吐，要求回校。她事后知道，那瓶刘韬轻描淡写邀请她尝尝的龙舌兰，酒精度数超过了60度。
《Live》剧照
在如怡醉酒后，刘韬主动提出打车带她离开，直接去了预定的酒店。随后的事情让如怡永生难忘，一是在她洗澡时，刘韬直接拉开了无法上锁的卫生间滑轨门，冲了进去；二是在两人后续的对峙中，刘韬掏出了一瓶润滑油。如怡唯一庆幸的是，在她略微清醒后的反抗中，刘韬的侵犯没有进行到最后一步。她在第二天一早6点左右离开了酒店，回到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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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如怡都不敢跟任何人讲述这段经历。她感到自责又懊恼，为什么进入酒店的时候，没有拼尽全力，大哭大闹；为什么要去洗澡；为什么没有留下更多的证据；为什么……太多为什么了……
但这些都是事后诸葛，实际上在去酒店的路上，她完全没有预料到事情的走向，一直以来，刘韬呈现的形象都是，追求智识，道德自律。一开始她以为刘韬要送她回学校；后来发现对方在订酒店，她觉得可以理解，因为学校有门禁；快到酒店时，她猜刘韬会把她送进酒店就离开，夜校人人都知道，他有女友。直到意识到刘韬不会离开酒店后，如怡才真正感到苦恼，但她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还在想，应当如何请刘韬离开房间，才显得更加礼貌得体。
《不能说的夏天》剧照
洗澡的动作看起来非常怪异，如怡后来猜测，自己也许是想寻找一个独处空间，冷静下来。但实际上，她很难回到当时的情境当中，她意识到，真正的问题在于，在醉酒状态下，面临如此局面，她不可能像防性骚扰手册写的，完美无暇地行动。不但不完美，甚至错漏百出。
她在后来的讲述中特意提示，床上的反抗，实际上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激烈互殴，“就是做一些基本的动作保护自己，比如弓着腿之类的。”真正的恐惧感来自于，力量对比下，暴力的不确定性。如怡记得，刘韬冲进卫生间时，她唯一的念头竟然是“保命要紧”，因为刘韬的身高超过1米8，壮实高大，而她只有1米6，相比之下，又瘦又小，紧张和恐惧成为生理反应，全面包裹着她。
倒是后来在床上的对峙中，如怡清醒了一些，她问刘韬，“你作为老师，这样真的好吗？” 刘韬立刻回复，“我们不是师生，你不要叫我老师”。他的回答脱口而出，熟练流畅，那是如怡第一次隐隐感觉到，可能还有其他女孩被刘韬骚扰过，问过同样的问题。
如今看来，当时的如怡，很多行为都难以理解，比如事件发生后，她还去新南夜校上了最后一课，虽然完全听不进去，仍然坚持去，似乎这样就可以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直到工作多年后，她才意识到，自己当时从未获得任何知识或指导，该如何应对这类事件。沉默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无比自然的结果。
《韩公主》剧照
沉默的副作用是，她反复责怪自己。她总想起，小学时有一位计算机老师，经常会在课后留下一两名女学生，全班都窸窸窣窣地传闻，老师会摸女生的内衣带子，那种语气，就好像在谈论一个好玩的无伤大雅的公开秘密。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这就是猥亵，需要被反抗和制止，而不是众目睽睽的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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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怡获得公开讲述的勇气是在2018年，当时国内响应欧美国家反性骚扰的“MeToo运动”正如火如荼。如怡当时还是媒体人，对公共事件关注密切，每当有新的当事人讲述被骚扰经历时，她都能感受到自己内心的挣扎，一方面，她希望讲述过往，使之获得公共意义；另一方面，她已失去了保留证据的时机，她感到害怕。
最终，2019年1月，她做了一个折中选择，在新南进行了一次内部投诉。此前她听说，新南内部设有伦理委员会，对项目中出现的性骚扰事件零容忍。但在跟新南真正交涉的过程中，如怡才发现，伦理委员会只有一名负责人。根据如怡的说法，这名负责人在与如怡的第一次电话沟通中，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当时在谈恋爱吗？”这让如怡感受到了极大的冒犯。
关于调查，双方也很快出现分歧，如怡希望对方能够拟定完善的调查制度，在隐私方面获得足够多的安全保证，并且希望对方能够主动寻找更多的受害者；但新南方面则希望看到更多物理证据。光是对隐私的保护，双方的理解就完全不一致。新南在回复本刊的邮件中提到，因为如怡拒绝由机构出面获取证据，调查不得不中止；如怡则认为，新南没有任何保障自己隐私的制度，她希望在这方面更加完善。正是在这种拉锯中，投诉和调查不了了之。
新的投诉转机出现在今年6月，经过如怡的匿名讲述，当时事件已经发酵，如怡的朋友依琳开始帮她处理各种对外事宜。依琳告诉我，和新南不同，银杏基金会（以下简称“银杏”）的工作人员是主动找到她的，告知她银杏可以受理性骚扰投诉。银杏是另一个从2017年开始资助刘韬的公益基金会，通过该基金会的“银杏伙伴”项目，刘韬在3年内获得了每年10万元人民币的资助金。此前，这一公益项目已有两位资助对象被投诉性骚扰，其中一名被司法机构认定，存在性骚扰事实。
根据银杏的投诉制度，投诉人需要实名上传多项个人信息。严格算起来，如怡是第一个在银杏投诉刘韬的当事人。当时她和依琳都不知道，在他们投诉之前，6月8日，事件刚刚发酵时，一个名叫海月的女孩已经向银杏讲述过自己与刘韬交往的经历。
和如怡一样，海月在2014年11月左右，因新南夜校的课程与刘韬认识，后进入刘韬创办的一个公益项目做实习生，与他成为上下级。海月记得，她当时处于人生低谷，正犹豫是否要休学，刘韬不但给她建议，还细心关切她的个人生活，并表达出追求之意。
在和刘韬的第二次约会中，海月就与他发生了身体关系，当时两人并未确立恋爱关系。这违背了海月的恋爱价值观，她记得，为了说服她，当时刘韬告诉她，两人不是师生关系，不存在道德障碍。而真正让海月难受的是，在发生性关系后，刘韬立即开始冷淡她，再也不理她了，但又在另一次短暂的相处里，表现出强迫发生关系的行动，被海月坚决反抗后才罢手。
对这一事件，海月更多的是自责和反思，她想，也许的确是自己“撩拨”了对方。后来在一次跟心理咨询师聊天的过程中，咨询师告诉她，“他在强迫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海月听完如梦初醒，她意识到，在身体关系上，她从未在刘韬那里感受到尊重和愉悦，相反，她一直被引导着，在迎合，在讨好。
《想你》剧照
也是从那时起，海月对所有师生恋，上级与实习生之间的恋爱，变得生理性反感。直到如今，海月依然不确定，自己是否算性骚扰受害者，她找到银杏说明情况，只是希望尽到自己的责任，给对方一个参考，她希望不要再有女孩受到伤害。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在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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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银杏的确没有把海月的说明当成投诉，根据依琳从银杏得到的回复，她代理的投诉，是银杏方面收到的仅有的投诉。除了如怡，依琳还另外找到了3名受害者，跟如怡一起，由依琳实名代理，投诉刘韬。
白简是参与投诉的女孩之一，她告诉本刊，自己跟刘韬认识时，已经工作好几年了，当时刚从其他领域转行进入公益圈，在同事的推荐下，跟刘韬合作了一个短期项目。在合作出差的头几天，白简发高烧到39度，刘韬以照看的名义，留在白简的房间里，开始跟她讲述开放关系话题，甚至直接走到白简的床前，笑嘻嘻地告诉她，“如果不是因为你在发烧，我都想强奸你了。”
这句话让白简震惊不已，但她下意识的第一反应是，“他也许在开玩笑”。随后，第二天早上不到7点，白简还在洗漱，刘韬在此敲门后推门而入，当时白简只是穿好衣服，尚未洗漱完毕，只能尴尬地请刘韬再坐一会儿，自行前去继续洗漱。
随后，白简记得，她还在刷牙，刘韬直接走进卫生间，从后面抱住她，开始摸她的胸，并掰过她的脸强吻。那是白简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她头脑一片空白，本能地推开了对方。白简说，她在那一刻，内心明明有翻江倒海的震惊，但考虑到有第三人同行出差，为了不撕破脸，也为了合作能顺利继续，她最终选择跟刘韬一起下楼吃了饭，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
她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只是一个开端。接下来几天，白简记得，刘韬开始连续不断地讲述自己的性经历，性癖好和开放关系，邀请正处于生理期的白简发生性关系。过了很久，白简才意识到，当时刘韬的言语，已经严重挑战了她关于私密话题的底线，算得上言语性骚扰。
这是白简过去在学习和工作中从未遇到的情况，除了在震惊中承受这种骚扰，她完全不知道应该应对和反抗。甚至，在合作的后半段，她开始将刘韬的言语和行为理解为追求。当时的她并不喜欢刘韬，但面对对方连续不断的“追求”，她感到自己需要“妥协”，最终在与刘韬未曾明确恋爱关系的情况下，发生了性关系。
在事后的回忆中，这段关系让白简感到恶心、羞耻。恶心的是，刘韬在事后告诉她，自己与上百名女性发生过关系，有胜利者的姿态；羞耻的是，当时的情景中并没有暴力强迫。直至如今，白简依然不断地追问甚至责怪自己，为什么无法说“不”，她确定，自己当时明明是不愿意的。
插画｜范薇
自责，这种反省情绪并不止出现在白简身上，另一个曾被刘韬言语骚扰的女孩吴犀，同样有这种情绪，但自责的原因不太一样。吴犀跟刘韬认识是在2015年到2016年之间，她当时参加了新南田野营，一开始，两人的聊天仅限于学术讨论，但渐渐地，刘韬开始询问吴犀的性观念，性倾向，性生活，是否想体验性虐待，甚至提到，想跟吴犀发生性关系。
吴犀清楚地记得，每一次刘韬发出这类邀约时，她都会严辞拒绝，甚至因此退出了田野营的学习。在那之后，刘韬还向她发出过类似邀约，直至吴犀彻底将他的联系方式删除。吴犀之所以将这种行为定位为骚扰，是因为“如果是在交友软件上，我看到他的照片，会直接滑走，他根本没资格跟我说话，现在他是以老师的资格，切入我的生活，三番五次对我造成困扰。”
当时退出田野营后，除了对公益事业感到无望外，吴犀没有把这件事过多放在心上，直到这次如怡开始公开讲述后，她才通过朋友圈了解到，和她同期的营员也有人受到刘韬的言语骚扰，但那名营员从一开始就表态强硬，刘韬也就再未继续。
后来吴犀知道，同期曾有营员在学习小组内部提醒过其他女生，注意刘韬的言行，但因为小圈子的沉默，这一提醒并未触达吴犀。吴犀也至始至终以为，自己是唯一被骚扰过的人。她仔细推算了一下时间，刘韬对她的骚扰和对如怡的骚扰就发生在同一阶段，她忍不住假设，如果当时她公开对刘韬提出了质疑和反抗，是不是如怡就不会受到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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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更多类似事件发生，这是促使吴犀主动向银杏提供情况，并接受采访的最主要原因。这同样也是如怡站出来讲述的原因。
某种程度上，公开讲述是她们反抗的最后一环，在此之前，和刘韬所在的各个公益组织之间的沟通与投诉，如怡跟依琳走得都不算顺利。在如怡出示的一份邮件中，新南已告知她，因无力处理这一投诉事件，该机构解散了伦理委员会，在接受本刊邮件采访时，新南同样出示了这一公告。
银杏的处理更积极一些，事件发生后，6月8日，该机构已暂停刘韬“使用运行伙伴称号和参加银杏伙伴社群活动的权利”。但依琳和如怡向银杏提出实名投诉的前提是，刘韬无法自动申请解除银杏伙伴关系，必须接受调查。然而，就在6月15日，依琳实名代理4名受害者正式向银杏发出投诉后，6月19日，银杏发出公告，称刘韬自愿退出“银杏伙伴成长计划”，已退回资助款项，银杏基金会已无继续处理投诉的法律基础，对全部投诉案件做结案处理。
这是一个让吴犀和所有投诉人意外的结果，在吴犀看来，这就等于基金会为刘韬提供了三年无息贷款，而不用负任何法律与信誉的背书责任。正是对机构的失望，让她们决定选择更大范围的公开讲述。
如怡告诉我，她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完美受害者，但她还是希望，自诩性别意识、权利意识超前的公益机构能够介入调查，“起码努力建构起一套标准和方法，最后告知我和公众，我的投诉能不能成立吧？”这种努力目前看起来是落空的，但她欣慰的是，她的确安慰到了更多的女孩。在确认自己不是唯一受害者的时候，白简终于不再感到孤独，并且还可以做一些事情，阻止更多的后来者成为受害人。
除了新南伦理委员会，本刊使用多种通讯工具联系刘韬和银杏方面，但迄今为止，尚未获得明确回复。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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