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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他们将现代医学带入中国

beifeng 发布于 2020年10月14日

一、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区别


世界各地的医学,均可区分为"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



一般认为,现代医学发端于19世纪中叶,以细胞学、微生物学和实验生理学被应用于医学领域、进而诞生出循证医学为核心标志。扼要说来:传统医学属于经验医学,现代医学属于实证医学。经验未获科学方法(如双盲对照实验)证实或证伪,故传统医学往往呈现出各种不同模样;现代医学则反之,无论位于哪个国家、置身哪种文化,基于实证的现代医学都必然是同一种模样。



也就是说:欧洲有欧洲的传统医学,中国有中国的传统医学,美洲有美洲的传统医学,非洲有非洲的传统医学……它们之间可能有相似之处,但更大的可能是区别很大。比如欧洲传统医学里有"四体液说",中国的传统医学则迷恋"阴阳五行"。但全世界只有一种现代医学。不存在什么"西方的现代医学"和"东方的现代医学",更不存在什么"有××特色的现代医学"。



二、本土传统医药从业者诋毁牛痘


现代医学输入中国,大约始于嘉庆道光时代。



这种输入,除得力于来华传教士外,也与东印度公司有密切关系。该公司为保障员工的健康,在澳门与广州两地聘请有专业医生。两地的中国民众,因此得以近距离接触到现代医学。



将治疗天花的牛痘法传入中国的英国医生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就是受雇于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时为1805年春,也就是琴纳发明牛痘法后的第九个年头。同年九月,由西班牙宫廷御医巴尔密斯(Francisco Javier de Balmis )率领的船队,奉西班牙政府之命,自美洲执行"海外殖民地牛痘接种行动"返程经过澳门,也曾协同澳门当局为当地民众种痘。[1]



皮尔逊的推过程并不顺利。在牛痘法出现之前,中国已有预防天花的人痘法,且传入了欧洲。人痘法的操作方式是从天花的脓包中抽取浆苗,待其干燥后吹入人的鼻子,以期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缺点是安全性不够,若选苗不当,很容易导致人感染天花丧命。牛痘法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远比人痘法安全。遗憾的是,民众很难从自己和周围人群的有限个案中意识到牛痘法的安全性,本土痘师又常常基于"同行是冤家"的心理对牛痘法做污名化攻击,结果便是鲜少有人愿意接受牛痘种植。皮尔逊曾无奈说道:



"中国医学界,尤其是医生们则对其持完全不接受态度,这成为牛痘传播的一个重要障碍。他们甚至将痘症、麻疹、天皰疮、皮疹症等说成是因先前接种牛痘造成的。"[2]



皮尔逊的责备并非虚言。



活跃于道光时代的医生熊乙燃,在江西推广牛痘法时,痛心于许多有意接种者被流言所阻,最后死于天花。他愤怒批评中国传统医药从业者,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惜害人性命:



"牛痘尽善尽美,最有碍于塞鼻痘医;牛痘不必延医,又不利于幼科;牛痘无余毒遗患,又不利于外科;牛痘无药有喜,于药铺亦不无小损。是故每有射利之徒,视善举为妒业之端,暗中煽惑。以刀刺为惊人之语,以再出为阻人之词。"



按熊的理解,牛痘法的出现,不但砸了传统"痘师"的饭碗,儿科医生、外科医生与药铺也损失非小。所以这行当里的许多人恶意捏造谣言,将牛痘法妖魔化。



活跃于咸同年间的医生赵兰亭,曾在杭州推广牛痘法,也遭遇了类似的舆论抹黑。赵说,这种舆论出自"习神痘之医",也就是以种人痘为业的那群人,牛痘法的出现让他们"无所施其巧,于是百端簧鼓,谓种牛痘者,后必重出"。[3]



1806年,广东爆发天花,许多人涌入皮尔逊的诊所要求种痘,事情渐有改观。稍后,在十三行商人郑崇谦的协助下,皮尔逊关于如何种牛痘的英文小册子,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定名为《英咭唎国新出种痘奇书》。该书曾被东印度公司作为联络外交的礼物,多次赠给两广总督与海关官员,但未引起他们的兴趣。郑崇谦还运作招募了一批中国人,来向皮尔逊学习如何种牛痘,其中就有著名的中国牛痘术推广先驱邱熺。




1817年,邱熺出版著作《引痘略》,用中国传统医学的阴阳五行学说和经络理论,对皮尔逊的种牛痘法做了一番"本土化包装"。以现代医学的眼光去看,这种包装在医理上可谓牵强附会,比如书中解释说:牛痘之所以有效,是因为牛在五行中为土畜,人的脾脏在五行中也属土,所以用属土的牛痘,最容易将脾脏中的毒"引"出来。医理虽错,但这种解释模式,却契合了国人当时落后的医学观,反而消弭了一部分民众对皮尔逊种痘方式的疑虑,促进了牛痘法的传播。《引痘略》一书先后再版五十余次,曾国藩、阮元等督抚重臣均曾将邱熺奉为座上宾。[4]



不过,邱熺式的"本土化包装",终究敌不过"同行间赤裸裸的仇恨"。所以,在之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时光里,牛痘法的传播仍局限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并没有能够真正深入内陆。1873年,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在《申报》上连续41期刊登了一则广告。广告说,只要响应租界当局号召,去指定地点接种牛痘,不但"分文不取",还"给钱三百文"作为调养费。广告原文如下:



"大法国工部牛痘局,今设在上海新北门外东兴圣街姚辰庭大方脉医室内,每逢礼拜二礼拜六为期,如来种者,到期两点钟到局种痘无误,分文不取。倘有贫者,给钱三百文,为调养费。此亦西国人成美之道济之德也。"[5] 



当时的上海,猪肉每斤约20文钱,这意味着免费种牛痘可以得到约15斤猪肉。租界当局的这则广告,可以说是下了血本。之所以要下这样的血本,是因为租界自1871年开始推广牛痘接种后,民间几乎毫无反应。






三、"医药传教士"纷至沓来


1832年,皮尔逊离开中国。有统计称,广东洋行商人出资、皮尔逊和邱熺先后负责主持的"洋行公所痘局",在约三十年的时间里为约100万广东人接种了牛痘,让他们彻底免受天花感染之苦。



皮尔逊之外,东印度公司派驻在澳门与广州的利文斯顿(John Livingston)、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等人,也对现代医学进入中国,有着颇为典型的示范意义。



利文斯顿与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合作,翻译了一批中国传统医学典籍,并在澳门开办诊所,聘请中国传统医学从业者前往坐馆诊病,以观察其诊断原理和治疗效果。



郭雷枢是一位眼科专家。当时的中国人普遍缺乏卫生观念,因手部的不卫生而导致的眼病非常普遍。在东印度公司的经费支持下,郭雷枢在澳门开办免费眼科诊所(郭与他的朋友如马礼逊,以及一些富有的中国人如伍秉鉴,也捐助了许多运营经费),让数千人重获光明。[6]



皮尔逊、利文斯顿与郭雷枢这些人在中国的医疗活动,让传教士们有了一种切实体验:凭借医学来拉近与中国民众间的距离,是更有效的传教方式。此后,"医药传教士"纷至沓来进入中国。郭雷枢在眼科方面的成功经验,更是直接促成了许多精通现代眼科医疗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医药传教士"在眼科医疗领域的普遍性,反催生出了教堂"剜人眼球炼银"的荒唐谣言。



1834年,美国基督教公理會派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来华,就是看中了他是一位精通现代医学(也包括眼科)的专家。在广州,伯驾得到了十三行商人伍秉鉴的协助,开设了一家"广州眼科医院",为人免费治病。

伯驾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伯驾曾为清廷派往广东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治疗过疝气。据他为林所建的病历卡(编号6565),林为了避嫌,始终没有与伯驾相见,而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希望得到治疗。林先是派了十三行的商人,给伯驾送去一份《各国律例》,要他将其中一些段落翻译成中文,然后让"南海知县知事和高级行商"以一种"顺便"的姿态(显然是为了做给外界看的)向伯驾寻求治疗疝气的"疝气带"。但疝气带的使用,需要由外科医生亲自为病人操作示范,林则徐之后又派了自己的弟弟前去见伯驾,理由是兄弟二人体型基本一致。[7]



此外,伯驾还治愈了困扰两广总督耆英近二十年的皮肤病。



1855年,伯驾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公使,由传教士加医生的身份转型为外交官,始不再从事医疗工作。有统计称,接受过伯驾治疗的病人共计5.3万余人[8]。



伯驾的继承者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于1866年重建了眼科诊所,并将之升级为"博济医院"。这是中国境内的第一所现代医院,可以治疗眼疾、麻风病、疝气、割除扁桃腺、摘除肿瘤与结石、做乙醚麻醉。

嘉约翰




1861年,北京城内也有了第一所现代医院"北京施医院",创建者是英国伦敦会"医学传教士"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



该院是后来著名的协和医院的前身之一,主要依赖在华外国人士的捐款运营,不以盈利为目的。可进行内科、外科、皮肤科与眼科方面的诊疗,还引进了先进的病案管理制度。


雒魏林



1864年,雒魏林离开中国,医院交由另一位英国伦敦会的"医学传教士"德贞(John Dudgeon)管理。



1867年,德贞成功挽救了总理衙门大臣谭廷襄的九岁儿子的性命。这位贪玩的孩子,在玩弄洋铳时不慎射穿了自己的胸部,性命垂危。中国传统医师束手无策,德贞施以手术,将孩子抢救了回来。感激之下,谭向德贞赠送了一块匾额,题辞"西来和缓"(医缓与医和,是两位先秦名医)。同年,他还治愈了武英殿大学士贾桢的身体右侧瘫痪。[9]



1871年,德贞在京师同文馆内开设了现代生理学与医学讲座。1873年,总理衙门大臣董恂向北京施医院捐赠了五十两银子。


德贞



1875年同治皇帝去世,官方公布的信息是皇帝死于天花。但德贞不太相信这一说法,理由是他来到北京之后,曾向尚是孩童的同治皇帝提供过牛痘疫苗。如果同治皇帝接种了该疫苗,那么他就不可能再患上天花。[10]



考虑到清廷最高领导层对现代医学仍将信将疑,同治皇帝没有接种德贞提供的牛痘疫苗,也是有可能的——同治去世后,美国驻华公使在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同治病若以西医及科学方法诊治,决无不可医之理,决非不治之症"[11],可知欧美国家的驻华公使曾提议清廷以现代医学为同治皇帝诊治,但遭到了拒绝。



恭亲王奕䜣对现代医学的态度,也是一个可供参考的例子。一方面,据总税务赫德1882年11月7日给金登干的书信中的记载:"恭亲王病得很重,结石病,而且不肯进行手术治疗。假如他去世,我本人、海关和同文馆都将失去一位坚定有力的支持者,而中国也失去一位无人可以替代的官员"[12],可知赫德或其他人曾建议恭亲王以现代医学手术来治疗他的结石,但被拒绝了。



另一方面,奕䜣又并不排斥由德贞及德贞的学生来为自己诊病。曾纪泽1888年底前往恭王府探视奕䜣,"在园中久坐,德贞后至,同谈"[13]。曾纪泽在恭王府花园里遇到德贞,可知德贞此时正负责给恭亲王诊病。



曾纪泽之所以会与德贞闲谈,是因为曾此时也是德贞的病人。有统计发现,在曾纪泽人生的最后三年多(约42个月)的时间里,"两人每月见面超过25天的有27个月,基本等于天天见面"[14]。



与德贞的交往,让曾纪泽成了现代医学的忠实拥趸。



四、李鸿章说"中国医术如政术,全是虚伪骗人"


在天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也在1879年对现代医学有了新的认知。



该年,李的夫人身患重病,延请中国传统医师诊治,前后更换名医十七人之多,始终不见效果。万般无奈之下,李鸿章决定向美国驻天津领事馆求助,时任美国驻天津副领事的毕德格(William N. Pethick)紧急自北京请来了美国美以美会的"医学女传教士"郝维德(Leonora Annetta Howard,加拿大人)。

郝维德




稍后,郝维德与同在天津的英国伦敦会"医学传教士"马根济(John Kenneth Mackenzie)等人合作,共同治愈了李鸿章夫人。[15]此番经历让李鸿章感触极深。在给同僚兼好友丁日昌的书信中,李如此说道:



"夏间内子病危,赖男女三洋医治之立效。至今该医尚月贴数百金在津施诊,前所荐即其人也。今始知中国医术如政术,全是虚伪骗人。西国机器兵法,固高出华人之上,即医术亦相悬甚矣。外科较内科尤为神妙,如足疾沉疴,非若辈不起也。"[16]



郝维德与马根济的医术让李鸿章心悦诚服,生出了中国传统医术犹如政治术一般"全是虚伪骗人"的感慨;他们每月倒贴"数百金"免费施诊的仁心,也让李鸿章赞叹不已。他不但将马根济等人推荐给了身体抱恙的丁日昌,还在信中劝丁一定要亲自来一趟天津,让马根济等人直接诊治一次,"来春二三月,务搭轮舟来津就诊,勿参以华医华药,必能霍然",诊治之后绝不可再吃中国医生开的药方,那样才能痊愈。

马根济




得到了李鸿章的欣赏与支持,郝维德留在了天津一所教会创办的妇幼医院工作。马根济原本在天津负责"伦敦会施诊所"[17],在李鸿章的资助下,该诊所规模也有所扩大,成了天津人眼中有背景的"总督医院"。



1881年李鸿章给张佩纶的两封信函,也颇能显示他对马根济等人带来的现代医学的信任程度。



第一封写于旧历四月十九日,李在信中说,自己很担忧张佩纶兄长的"黄病",刚刚在衙门里询问了马根济、伊尔文(J.O Malley Irwin )两位英国医生的意见,且计划次日派人带了马、伊两人前去张佩纶府上为其诊病。李还说,"洋人医药视中土较精,屡试有效,贤昆玉幸为采纳",洋人的医药比中国的要精湛,我这边尝试了很多次都有效,请你们兄弟一定要采纳他们的治疗意见。



第二封信写于旧历四月二十二日,也就是马根济等人前去张府诊病归来之后,李鸿章在信中说,"服西医药少愈,应请令兄勿再参以中医之剂,以竟全功为盼",请一定要劝住你的兄长,让他不要再吃中国医生开的药方了。[18]



对马根济及其医术的信任,加上对"西洋各国行军以医官为最要"[19]的认知,再加上留美幼童被迫中止学业撤回,这三项因素合在一起,在1881年,共同促成了李鸿章创办 "北洋医学堂"的决定(此事系由毕德格与马根济向李建议)。



在马根济的主持下,部分受过近代基础知识教育、被迫半路回国的留美学生,将会在"北洋医学堂"内接受正规的现代医学教育和临床医疗训练。李鸿章期望他们可以成为合格的军队医官。



1881年12月,"北洋医学堂"在天津正式成立,它的英文名是Viceroy's Hospital Medical School(总督医院附属学校)。学制三年,由马根济和英美两国驻天津的海军外科医生担任教学任务。[20]



这是中国创办的第一所现代医学教育机构。它的成立,意味着现代医学被正式引入中国。[21]


   
注释

[1]张嘉凤:《十九世纪牛痘的在地化──以「英咭唎国新出种痘奇书」、「西洋种痘论」与「引痘略」为讨论中心》,(台北)"中研院"史语所集刊,2007年12月。

[2] 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2,p.38.转引自:谭树林《英国东印度公司与澳门》,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6页。

[3]廖育群:《牛痘法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9卷。

[4]徐谦:《邱熺「引痘略」:推广牛痘术的重要先驱》,《南方都市报》2019年7月28日。

[5]上海图书馆编:《近代中文第一报申报》,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5页。

[6]谭树林:《英国东印度公司与澳门》,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3-231页。

[7]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84-385页。

[8]谭树林:《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华活动研究(1834-1857)》,群言出版社2010年版,第128页。

[9]高晞:《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154页。

[10]高晞:《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159页。

[11]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李鸿章年(日)谱,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4857页。

[12]赵长天:《孤独的外来者: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

[13]《曾纪泽日记》(下),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750页。

[14]高晞:《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

[15]按《申报》1879年8月3日的报道,在向现代医学求助之前,李鸿章为了夫人之病,"凡津城内外之五调请封、四名飞轿,自命为国手者延请几遍,大率漫无把握,非以方探病,即以病试方,求其对症发药者,渺不可得。总共计之,医经十七人,而病益沉重。爵相慨以庸医目之,因幡然变计"。可以说已经是走到穷途末路。

[16]《李鸿章全集32·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05页。

[17]该诊所是英法联军1861年驻屯在紫竹林时所创建,主要给军队和洋人看病,也接待一些中国患者。1868年,该诊所被转交给了伦敦会。

[18]姜鸣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17-118页。

[19]《李鸿章全集15·奏议十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65页。

[20]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11-412页。

[21]遗憾的是,马根济在1888年英年早逝,年仅38岁,该校失去了最重要的主持者,李鸿章建基于现代医学基础之上的"军医团队"之梦,只得另起炉灶。

 

 

来源:科学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