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区别
世界各地的医学，均可区分为"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
一般认为，现代医学发端于19世纪中叶，以细胞学、微生物学和实验生理学被应用于医学领域、进而诞生出循证医学为核心标志。扼要说来：传统医学属于经验医学，现代医学属于实证医学。经验未获科学方法（如双盲对照实验）证实或证伪，故传统医学往往呈现出各种不同模样；现代医学则反之，无论位于哪个国家、置身哪种文化，基于实证的现代医学都必然是同一种模样。
也就是说：欧洲有欧洲的传统医学，中国有中国的传统医学，美洲有美洲的传统医学，非洲有非洲的传统医学……它们之间可能有相似之处，但更大的可能是区别很大。比如欧洲传统医学里有"四体液说"，中国的传统医学则迷恋"阴阳五行"。但全世界只有一种现代医学。不存在什么"西方的现代医学"和"东方的现代医学"，更不存在什么"有××特色的现代医学"。
二、本土传统医药从业者诋毁牛痘
现代医学输入中国，大约始于嘉庆道光时代。
这种输入，除得力于来华传教士外，也与东印度公司有密切关系。该公司为保障员工的健康，在澳门与广州两地聘请有专业医生。两地的中国民众，因此得以近距离接触到现代医学。
将治疗天花的牛痘法传入中国的英国医生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就是受雇于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时为1805年春，也就是琴纳发明牛痘法后的第九个年头。同年九月，由西班牙宫廷御医巴尔密斯（Francisco Javier de Balmis ）率领的船队，奉西班牙政府之命，自美洲执行"海外殖民地牛痘接种行动"返程经过澳门，也曾协同澳门当局为当地民众种痘。[1]
皮尔逊的推过程并不顺利。在牛痘法出现之前，中国已有预防天花的人痘法，且传入了欧洲。人痘法的操作方式是从天花的脓包中抽取浆苗，待其干燥后吹入人的鼻子，以期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缺点是安全性不够，若选苗不当，很容易导致人感染天花丧命。牛痘法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远比人痘法安全。遗憾的是，民众很难从自己和周围人群的有限个案中意识到牛痘法的安全性，本土痘师又常常基于"同行是冤家"的心理对牛痘法做污名化攻击，结果便是鲜少有人愿意接受牛痘种植。皮尔逊曾无奈说道：
"中国医学界，尤其是医生们则对其持完全不接受态度，这成为牛痘传播的一个重要障碍。他们甚至将痘症、麻疹、天皰疮、皮疹症等说成是因先前接种牛痘造成的。"[2]
皮尔逊的责备并非虚言。
活跃于道光时代的医生熊乙燃，在江西推广牛痘法时，痛心于许多有意接种者被流言所阻，最后死于天花。他愤怒批评中国传统医药从业者，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惜害人性命：
"牛痘尽善尽美，最有碍于塞鼻痘医；牛痘不必延医，又不利于幼科；牛痘无余毒遗患，又不利于外科；牛痘无药有喜，于药铺亦不无小损。是故每有射利之徒，视善举为妒业之端，暗中煽惑。以刀刺为惊人之语，以再出为阻人之词。"
按熊的理解，牛痘法的出现，不但砸了传统"痘师"的饭碗，儿科医生、外科医生与药铺也损失非小。所以这行当里的许多人恶意捏造谣言，将牛痘法妖魔化。
活跃于咸同年间的医生赵兰亭，曾在杭州推广牛痘法，也遭遇了类似的舆论抹黑。赵说，这种舆论出自"习神痘之医"，也就是以种人痘为业的那群人，牛痘法的出现让他们"无所施其巧，于是百端簧鼓，谓种牛痘者，后必重出"。[3]
1806年，广东爆发天花，许多人涌入皮尔逊的诊所要求种痘，事情渐有改观。稍后，在十三行商人郑崇谦的协助下，皮尔逊关于如何种牛痘的英文小册子，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定名为《英咭唎国新出种痘奇书》。该书曾被东印度公司作为联络外交的礼物，多次赠给两广总督与海关官员，但未引起他们的兴趣。郑崇谦还运作招募了一批中国人，来向皮尔逊学习如何种牛痘，其中就有著名的中国牛痘术推广先驱邱熺。
1817年，邱熺出版著作《引痘略》，用中国传统医学的阴阳五行学说和经络理论，对皮尔逊的种牛痘法做了一番"本土化包装"。以现代医学的眼光去看，这种包装在医理上可谓牵强附会，比如书中解释说：牛痘之所以有效，是因为牛在五行中为土畜，人的脾脏在五行中也属土，所以用属土的牛痘，最容易将脾脏中的毒"引"出来。医理虽错，但这种解释模式，却契合了国人当时落后的医学观，反而消弭了一部分民众对皮尔逊种痘方式的疑虑，促进了牛痘法的传播。《引痘略》一书先后再版五十余次，曾国藩、阮元等督抚重臣均曾将邱熺奉为座上宾。[4]
不过，邱熺式的"本土化包装"，终究敌不过"同行间赤裸裸的仇恨"。所以，在之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时光里，牛痘法的传播仍局限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并没有能够真正深入内陆。1873年，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在《申报》上连续41期刊登了一则广告。广告说，只要响应租界当局号召，去指定地点接种牛痘，不但"分文不取"，还"给钱三百文"作为调养费。广告原文如下：
"大法国工部牛痘局，今设在上海新北门外东兴圣街姚辰庭大方脉医室内，每逢礼拜二礼拜六为期，如来种者，到期两点钟到局种痘无误，分文不取。倘有贫者，给钱三百文，为调养费。此亦西国人成美之道济之德也。"[5]
当时的上海，猪肉每斤约20文钱，这意味着免费种牛痘可以得到约15斤猪肉。租界当局的这则广告，可以说是下了血本。之所以要下这样的血本，是因为租界自1871年开始推广牛痘接种后，民间几乎毫无反应。
三、"医药传教士"纷至沓来
1832年，皮尔逊离开中国。有统计称，广东洋行商人出资、皮尔逊和邱熺先后负责主持的"洋行公所痘局"，在约三十年的时间里为约100万广东人接种了牛痘，让他们彻底免受天花感染之苦。
皮尔逊之外，东印度公司派驻在澳门与广州的利文斯顿（John Livingston）、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等人，也对现代医学进入中国，有着颇为典型的示范意义。
利文斯顿与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合作，翻译了一批中国传统医学典籍，并在澳门开办诊所，聘请中国传统医学从业者前往坐馆诊病，以观察其诊断原理和治疗效果。
郭雷枢是一位眼科专家。当时的中国人普遍缺乏卫生观念，因手部的不卫生而导致的眼病非常普遍。在东印度公司的经费支持下，郭雷枢在澳门开办免费眼科诊所（郭与他的朋友如马礼逊，以及一些富有的中国人如伍秉鉴，也捐助了许多运营经费），让数千人重获光明。[6]
皮尔逊、利文斯顿与郭雷枢这些人在中国的医疗活动，让传教士们有了一种切实体验：凭借医学来拉近与中国民众间的距离，是更有效的传教方式。此后，"医药传教士"纷至沓来进入中国。郭雷枢在眼科方面的成功经验，更是直接促成了许多精通现代眼科医疗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医药传教士"在眼科医疗领域的普遍性，反催生出了教堂"剜人眼球炼银"的荒唐谣言。
1834年，美国基督教公理會派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来华，就是看中了他是一位精通现代医学（也包括眼科）的专家。在广州，伯驾得到了十三行商人伍秉鉴的协助，开设了一家"广州眼科医院"，为人免费治病。
伯驾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伯驾曾为清廷派往广东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治疗过疝气。据他为林所建的病历卡（编号6565），林为了避嫌，始终没有与伯驾相见，而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希望得到治疗。林先是派了十三行的商人，给伯驾送去一份《各国律例》，要他将其中一些段落翻译成中文，然后让"南海知县知事和高级行商"以一种"顺便"的姿态（显然是为了做给外界看的）向伯驾寻求治疗疝气的"疝气带"。但疝气带的使用，需要由外科医生亲自为病人操作示范，林则徐之后又派了自己的弟弟前去见伯驾，理由是兄弟二人体型基本一致。[7]
此外，伯驾还治愈了困扰两广总督耆英近二十年的皮肤病。
1855年，伯驾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公使，由传教士加医生的身份转型为外交官，始不再从事医疗工作。有统计称，接受过伯驾治疗的病人共计5.3万余人[8]。
伯驾的继承者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于1866年重建了眼科诊所，并将之升级为"博济医院"。这是中国境内的第一所现代医院，可以治疗眼疾、麻风病、疝气、割除扁桃腺、摘除肿瘤与结石、做乙醚麻醉。
嘉约翰
1861年，北京城内也有了第一所现代医院"北京施医院"，创建者是英国伦敦会"医学传教士"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
该院是后来著名的协和医院的前身之一，主要依赖在华外国人士的捐款运营，不以盈利为目的。可进行内科、外科、皮肤科与眼科方面的诊疗，还引进了先进的病案管理制度。
雒魏林
1864年，雒魏林离开中国，医院交由另一位英国伦敦会的"医学传教士"德贞（John Dudgeon）管理。
1867年，德贞成功挽救了总理衙门大臣谭廷襄的九岁儿子的性命。这位贪玩的孩子，在玩弄洋铳时不慎射穿了自己的胸部，性命垂危。中国传统医师束手无策，德贞施以手术，将孩子抢救了回来。感激之下，谭向德贞赠送了一块匾额，题辞"西来和缓"（医缓与医和，是两位先秦名医）。同年，他还治愈了武英殿大学士贾桢的身体右侧瘫痪。[9]
1871年，德贞在京师同文馆内开设了现代生理学与医学讲座。1873年，总理衙门大臣董恂向北京施医院捐赠了五十两银子。
德贞
1875年同治皇帝去世，官方公布的信息是皇帝死于天花。但德贞不太相信这一说法，理由是他来到北京之后，曾向尚是孩童的同治皇帝提供过牛痘疫苗。如果同治皇帝接种了该疫苗，那么他就不可能再患上天花。[10]
考虑到清廷最高领导层对现代医学仍将信将疑，同治皇帝没有接种德贞提供的牛痘疫苗，也是有可能的——同治去世后，美国驻华公使在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同治病若以西医及科学方法诊治，决无不可医之理，决非不治之症"[11]，可知欧美国家的驻华公使曾提议清廷以现代医学为同治皇帝诊治，但遭到了拒绝。
恭亲王奕䜣对现代医学的态度，也是一个可供参考的例子。一方面，据总税务赫德1882年11月7日给金登干的书信中的记载："恭亲王病得很重，结石病，而且不肯进行手术治疗。假如他去世，我本人、海关和同文馆都将失去一位坚定有力的支持者，而中国也失去一位无人可以替代的官员"[12]，可知赫德或其他人曾建议恭亲王以现代医学手术来治疗他的结石，但被拒绝了。
另一方面，奕䜣又并不排斥由德贞及德贞的学生来为自己诊病。曾纪泽1888年底前往恭王府探视奕䜣，"在园中久坐，德贞后至，同谈"[13]。曾纪泽在恭王府花园里遇到德贞，可知德贞此时正负责给恭亲王诊病。
曾纪泽之所以会与德贞闲谈，是因为曾此时也是德贞的病人。有统计发现，在曾纪泽人生的最后三年多（约42个月）的时间里，"两人每月见面超过25天的有27个月，基本等于天天见面"[14]。
与德贞的交往，让曾纪泽成了现代医学的忠实拥趸。
四、李鸿章说"中国医术如政术，全是虚伪骗人"
在天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也在1879年对现代医学有了新的认知。
该年，李的夫人身患重病，延请中国传统医师诊治，前后更换名医十七人之多，始终不见效果。万般无奈之下，李鸿章决定向美国驻天津领事馆求助，时任美国驻天津副领事的毕德格（William N. Pethick）紧急自北京请来了美国美以美会的"医学女传教士"郝维德（Leonora Annetta Howard，加拿大人）。
郝维德
稍后，郝维德与同在天津的英国伦敦会"医学传教士"马根济（John Kenneth Mackenzie）等人合作，共同治愈了李鸿章夫人。[15]此番经历让李鸿章感触极深。在给同僚兼好友丁日昌的书信中，李如此说道：
"夏间内子病危，赖男女三洋医治之立效。至今该医尚月贴数百金在津施诊，前所荐即其人也。今始知中国医术如政术，全是虚伪骗人。西国机器兵法，固高出华人之上，即医术亦相悬甚矣。外科较内科尤为神妙，如足疾沉疴，非若辈不起也。"[16]
郝维德与马根济的医术让李鸿章心悦诚服，生出了中国传统医术犹如政治术一般"全是虚伪骗人"的感慨；他们每月倒贴"数百金"免费施诊的仁心，也让李鸿章赞叹不已。他不但将马根济等人推荐给了身体抱恙的丁日昌，还在信中劝丁一定要亲自来一趟天津，让马根济等人直接诊治一次，"来春二三月，务搭轮舟来津就诊，勿参以华医华药，必能霍然"，诊治之后绝不可再吃中国医生开的药方，那样才能痊愈。
马根济
得到了李鸿章的欣赏与支持，郝维德留在了天津一所教会创办的妇幼医院工作。马根济原本在天津负责"伦敦会施诊所"[17]，在李鸿章的资助下，该诊所规模也有所扩大，成了天津人眼中有背景的"总督医院"。
1881年李鸿章给张佩纶的两封信函，也颇能显示他对马根济等人带来的现代医学的信任程度。
第一封写于旧历四月十九日，李在信中说，自己很担忧张佩纶兄长的"黄病"，刚刚在衙门里询问了马根济、伊尔文（J.O Malley Irwin ）两位英国医生的意见，且计划次日派人带了马、伊两人前去张佩纶府上为其诊病。李还说，"洋人医药视中土较精，屡试有效，贤昆玉幸为采纳"，洋人的医药比中国的要精湛，我这边尝试了很多次都有效，请你们兄弟一定要采纳他们的治疗意见。
第二封信写于旧历四月二十二日，也就是马根济等人前去张府诊病归来之后，李鸿章在信中说，"服西医药少愈，应请令兄勿再参以中医之剂，以竟全功为盼"，请一定要劝住你的兄长，让他不要再吃中国医生开的药方了。[18]
对马根济及其医术的信任，加上对"西洋各国行军以医官为最要"[19]的认知，再加上留美幼童被迫中止学业撤回，这三项因素合在一起，在1881年，共同促成了李鸿章创办 "北洋医学堂"的决定（此事系由毕德格与马根济向李建议）。
在马根济的主持下，部分受过近代基础知识教育、被迫半路回国的留美学生，将会在"北洋医学堂"内接受正规的现代医学教育和临床医疗训练。李鸿章期望他们可以成为合格的军队医官。
1881年12月，"北洋医学堂"在天津正式成立，它的英文名是Viceroy's Hospital Medical School（总督医院附属学校）。学制三年，由马根济和英美两国驻天津的海军外科医生担任教学任务。[20]
这是中国创办的第一所现代医学教育机构。它的成立，意味着现代医学被正式引入中国。[21]
注释
[1]张嘉凤：《十九世纪牛痘的在地化──以「英咭唎国新出种痘奇书」、「西洋种痘论」与「引痘略」为讨论中心》，（台北）"中研院"史语所集刊，2007年12月。
[2] 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2，p.38．转引自：谭树林《英国东印度公司与澳门》，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6页。
[3]廖育群：《牛痘法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9卷。
[4]徐谦：《邱熺「引痘略」：推广牛痘术的重要先驱》，《南方都市报》2019年7月28日。
[5]上海图书馆编：《近代中文第一报申报》，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5页。
[6]谭树林：《英国东印度公司与澳门》，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3-231页。
[7]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84-385页。
[8]谭树林：《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华活动研究（1834-1857）》，群言出版社2010年版，第128页。
[9]高晞：《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154页。
[10]高晞：《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159页。
[11]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李鸿章年（日）谱，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4857页。
[12]赵长天：《孤独的外来者：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
[13]《曾纪泽日记》（下），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750页。
[14]高晞：《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
[15]按《申报》1879年8月3日的报道，在向现代医学求助之前，李鸿章为了夫人之病，"凡津城内外之五调请封、四名飞轿，自命为国手者延请几遍，大率漫无把握，非以方探病，即以病试方，求其对症发药者，渺不可得。总共计之，医经十七人，而病益沉重。爵相慨以庸医目之，因幡然变计"。可以说已经是走到穷途末路。
[16]《李鸿章全集32·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05页。
[17]该诊所是英法联军1861年驻屯在紫竹林时所创建，主要给军队和洋人看病，也接待一些中国患者。1868年，该诊所被转交给了伦敦会。
[18]姜鸣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17-118页。
[19]《李鸿章全集15·奏议十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65页。
[20]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11-412页。
[21]遗憾的是，马根济在1888年英年早逝，年仅38岁，该校失去了最重要的主持者，李鸿章建基于现代医学基础之上的"军医团队"之梦，只得另起炉灶。 来源：科学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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