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里的道德泥潭:生育权冲突与错位批判(上)

kenan  发布于  乐活  2021年01月22日

郑爽"代孕及疑似弃养"的消息刷爆全网,代孕问题再次引发公众讨论。有人坚称"代孕必死",忧惧底层女性沦为"生育机器";也有人支持代孕规范化,唯有如此才能回应不孕不育及失独群体的生育权。



剑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李在洲的研究方向为生育和性别社会学,研究课题是中国的代孕产业。2019年,她曾在中国中部城市进行代孕产业的田野调查,深入访谈了代孕中介、代孕委托父母和代妈。



为什么一谈代孕,就会陷入一个"道德泥潭",为什么城市中产对代孕妈妈的批评是错位的?李在洲在和我们的对话中回答了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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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泥潭"



王芊霓:代孕背后是有生育权的冲突,意向父母(基因父母)和代妈的生育权是有冲突的,导致代孕本身很容易变成一个道德的泥潭,这也是为什么围绕郑爽代孕这个事情,道德上的冲击是最大的。她的跨境代孕没有违法,但道德上,大部分人是觉得她问题很大。



李在洲:看是不是陷入道德泥潭,首先取决于你看问题的角度。在代孕这个问题上,之所以被叫做一个道德泥潭,是因为代妈和意向父母两边的角度会不一样。



我们谈代孕是围绕以基因为基础的全代孕,也就是妊娠代孕的形式,代妈不提供卵子,她和生下来的小孩没有基因关系。



对代妈的道德的考虑主要是阶层差别下的剥削的问题,以及社会往往认为不应该被商业化的方面,比如母子关系、孩子或者是女性的身体上;而对意向父母的考虑在于他们生育权没法实现,获得孩子的愿望无法得到满足。



购买代孕的人,往往是不孕不育的群体,他们是有实际的社会人际关系的压力和心理需求的空洞的。



当然能通过代孕获得孩子的也还是经济条件比较优渥的群体了。还有很多人是做不了代孕。有一个概念叫做生殖分层,意思是由于社会阶层的差距、经济的差距,人们能获得的辅助生殖医疗资源是不平等的。



总之,两边的考虑的完全是不一个维度的问题,在代孕这个问题上双方利益确实有一定程度的冲





王芊霓:用阶级和性别视角去看中国的这些代妈的话,一下子会觉得他们太惨了,阶级是最低的,是在中国农村,动不动我们新闻里面都是湖北的一个代孕村,或者这个女性是被忽悠去代孕了,像2017年GQ报道了一个代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植入了4个胚胎,在这个情况下,公众会觉得太可怕了,当然要反对代孕了,你觉得这样的声音有它的问题吗?



李在洲:我觉得问题是没有一种跨阶层的理解。



大多数人关注代孕和在微信知乎微博等平台批判它的人,往往是中产阶级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但是这些人可能缺少对这种底层或者是更底层,或者是不同的圈层的人的生活方式的一种理解、想象和知识。



这使得她们没有办法去想象他们的生活和心理状态以及代孕的动机,很多发言实际上是在投射自己的一些焦虑。





中产年轻女性非常关注对自己身体的掌控,对生育伤害非常焦虑,如果说我们上一辈的女性没想太多就把孩子生了,我们这一辈的女性对生育往往忧心忡忡。把它们放到一起去看的时候,会发现是一种新的身体观的出现,大家很希望找到自己的清晰的身体(权)的边界,并且希望做到对自己身体的完全掌控,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绝不能割让,不能被侵犯,必须捍卫它。但它又是一种非常个人主义的认识,而且是有阶级性的。



而代孕非常剧烈的展现出了外部因素对你身体可能施加的影响,加上商业化,工具化等等一系列问题,它必然在网上掀起巨大讨论。但要把讨论放到放到代妈生存的环境里面,生育对她和她身边的人来讲,比如对现在的农村女性或者打工女性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她们和家人对于生育是如何协商的,这个是中产年轻女性很难去真的接触到的。





王芊霓:这几天在社交媒体上,我们似乎看到一个反代孕的运动正在进行当中,有观点在说,怎么会有女性那么愿意去代孕,他们很疑惑底层的女性你们怎么就能接受了。比如这样的声音:你们都是不知道你们被剥削了吗?怎么能卖孩子?好像代妈会被认为是"失足妇女"了。



李在洲:很多人讨论中国代妈的时候拿的是美国代妈、印度代妈的例子,但是做中国代孕的田野调研的人非常少。





有些记者确实访到代妈了,但这种新闻的关注点是揭黑,不在于解释"为什么"。在那种新闻里面,代妈往往被描述得像失足妇女。然后当这种同情你放到社交媒体上被年轻的精英群体看的时候,就产生了很自上而下的、俯视的一种同情。



现在代妈污名化,因为外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代妈把孩子生下来,就像一个母亲一样,但又可以把这个孩子给"卖出去"。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代妈不认为自己是妈,为什么代妈可以把孩子给出去这件事情。



错位的批判与同情



王芊霓:这个很有意思,代妈自认为是"妈"吗?现在把代妈和妈类比的说法很多,比如郑渊洁说,我自己就是代孕的产物,我妈代表我爸孕育我,也有一个类似的观点是说对于男性来说,所有的怀孕都是代孕。



李在洲:对,代妈和自己生自己孩子的母亲非常不一样。



郑渊洁的话的积极意义在于指出了生育问题上的性别不平等。但有个问题,当你去拿代孕做对比的时候,这个代孕是一个抽象出来的代孕。而代妈面对的污名化的困境,就是因为人们把代孕抽象地看待,把代妈简单粗暴地理解成一个无名的、被剥夺的母亲。

人们对代孕的纠结之一是孩子可不可以商品化,意向父母在"买孩子",代妈在"卖孩子"。很多批评冲着代妈就去了:一个妈妈怎么能卖自己的孩子?他们觉得亲子关系是非常神圣的,母亲是神圣的,不能被商业化了。

问题是代孕当中的人不认为孩子是商品化的,代妈不认为自己在卖孩子,她往往认为这个孩子本来就不是她的,只是帮别人带了一下,因为这对父母没有办法通过一般的方式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而自己帮他们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了。



代妈基本都不认为自己是亲妈。基于田野调查的代孕研究指出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探寻代孕当中的母亲的角色是如何判定的,不要从怀孕之后开始,而要从怀孕之前开始。



从怀孕后开始判断一个女性是否自认为母亲,实际上你的预设就是把怀孕和母亲角色捆绑了的,这是一个本质主义的预设。但这个人怀孕之前的想法是很重要的,女性是选择成为母亲的,成为母亲是一种决定。





代妈在一开始就抱着一个"我不是要来做母亲的,而是要来赚钱"的想法,正好这件事可以让一个需要孩子的家庭满足心愿,所以她是做了好事。而赚到钱解决我当前的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危机了,我就可以更好地照料我自己的孩子。她会在自己的孩子和代孕的孩子之间画一条线。





王芊霓:这完全是一个新的亲属关系的伦理问题了。



李在洲:在基因技术和试管婴儿技术出现以前,要判断母子关系,一般就是生母和养母的区别,而且血脉和妊娠是一体的。但是现在有生物学关系的母亲变成了两个,一个是基因母亲,一个是妊娠母亲,也就是所谓的生母,除此之外还有养育的母亲,也就是社会学母亲。对常见的妊娠代孕而言,社会学母亲同时也是基因母亲,而代妈只是妊娠母亲。



不能否认的是,代妈在怀孕的过程中,会产生和孩子的一定程度的情感链接,虽然我的田野经验和其他地区的资料都显示,这种感情也是因人而异,有的人不太受影响,有的人非常舍不得,但确实这种类似母子关系的情感链接是存在的。



但是,代妈是否要把这种情感链接与"我是母亲"这样的认知划上等号,是另一码事。相应地,意向母亲也不会以没有怀孕这件事情作为自己不是母亲的判断依据。人们实际上会很灵活地利用生物学和文化上的证据来判断亲属关系,没有唯一标准,非常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所以母亲判定的角色非常重要,这就是新亲属研究在做的事情。而且这一块是代妈被污名化的主要问题,外界认为你生出来的孩子你自己有感情了,什么样的情况才让你把自己的亲生孩子卖出去了?你不是称职的母亲。同时也会有人把代孕妖魔化,代孕居然能让一个母亲放弃自己的孩子,这得有多么可怕。



王芊霓:代妈自己的道德立足点在哪里?另外你觉得我们用什么眼光看待她们是合适的?



李在洲:外界要么说你做代孕没道德,要么就说你是如此的痛苦,太同情了。在两种思维的夹击下,代妈怎么敢吭声?她不能说我不认为我是这个孩子的母亲,也不能说我是来赚钱的。她不能说我不认为我是这个孩子的母亲,也不能说我是来赚钱的。



但她是有对自己的道德判断的。她是一个普通人,也是赚了钱能更好地养自己孩子的母亲,也是帮助了渴望获得孩子的父母的好心人。最后一条当然有中介塑造道德话语的成分,但是这对她来讲是她个人尊严的一个需求。





所有人的生活当中一定都有一个自己的道德立足点,一个人要理解自己,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道德的考虑。所以你要问她,她的想法是什么,而不是说把你的东西强加给他。





居高临下的拯救者姿态其实对代妈未必是一种尊重。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假如我是代妈,我在她的困境中,我可能没办法做出更好的选择了,那么我们来讨论一下,如果大环境在短时间内没有办法改变,我们怎么能帮代妈生活得更好一点?

这可能与意向父母对她的尊重、中介对她的照料,还有在社会上去污名化都有关系。





代孕的伤害性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代妈做代孕有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是不是可以在扶贫、医保、育儿等等社会保障上面下功夫,增强低收入家庭经济安全,还有提高劳动者的收入、福利,增加劳动保护?做代孕并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如果一些家庭经济危机可以化解,在其他行业工作也有良好的保障,那么很多代妈并不需要做出这个选择。





代孕中的应然与实然



王芊霓:是的,也有一种观点是如果完全禁止代孕,而不给这些代妈找到更体面的替代性的一种赚钱的方式,反而会让代妈更惨。



李在洲:我也是这样想的,要很具体地去审视代妈面对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环境。



中产看代孕还有一个对职业规划和选择的投射,比如说中产它的一个职业发展是持续的向上,一个人可以换工作,改行,但是你的技能、人脉等等社会资源还是会有助于你下一份工作,所以工作是持续的。



很多人批评代妈说,你做代孕这个工作是不可持续的,你以后怎么办?你的身体坏了之后以后怎么办?但是这种批评对代妈来讲,其实是错位的。



大多数代妈的出身是农村或者城乡结合部,初中到高中学历,做代孕以前往往是移民工或者开小店。其实不是最底层的底层,不是绝对贫困,就说她有一个还可以的生活,但是收入低,做代妈往往是因为短时间内急需用钱,欠债或者家人重病,这时候代孕对她来讲是最快的一个选择。



打工妹,还有农村的女性,她的工作是不稳定的,比如说我今年在a厂打工,我过年要回家,明年可能就要到b厂去打工了,而且这个工作可能全都是流水线工作,a厂的经验不能用于b厂,而且也是吃青春饭,年纪大了体力精力不好,也得走人。



很多人说代孕是吃青春饭,你身体越代越不好,到后面身体越来越弱,会有很多疾病,加上辅助生殖技术不成熟带来的一系列的风险,代孕实在太危险了。这些问题我在访谈中也问过代妈,她们说,打工就没有工伤了吗?工厂的工伤从化工毒性,到肢体残疾,到高危行业的生命风险,概率也不低,而且工厂未必会负责、赔钱。所以当代妈考虑生育带来的伤害对时候,她是作为工伤来考虑的。



而且工厂劳累一年,工作强度极高的同时精神极其匮乏,收入非常低,去掉生活费可能留下四五万。但做代孕的时候,虽然生育方面是有些风险,但她生过孩子,她知道生育可能带来的问题有什么。大部分人代个一次两次,钱赚够了,身体负担尚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就回家了。所以她是权衡两边的工作,选择了一个收益更高,而安全风险似乎没那么高的。







王芊霓:微博上受过教育的女性,有点怒其不争的意思,面对这些代妈就觉得你在选择一个没有职业发展的事情。但可能你的实地研究在告诉你,在她们的阶层,就没有"职业发展"这样的选择摆在眼前。



李在洲:代妈面对的问题,主要是性别和阶层,而且这里要讨论交叉性的,不是说我要么用性别,要么用阶层的维度去分析,而是在于必须全盘把握。而且性别和阶层问题交叉,不是简单粗暴地对代妈面对的困难做加法或者做乘法,而是可能像七巧板被重新拼了一遍,整个情境、问题的表现形式都改变了。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讲性别和阶层的交叉性,是沈洋做的一个关于上海的餐厅服务生的研究,她说对移民工而言,男性是被社会认为要承担养家人的职责的,他必须在外面工作,然后给家里赚钱,但女性可以在外面赚钱,也可以回家照顾孩子,是有后撤的可能性的。





虽然对中产阶级以上的这种双职工家庭而言,回归家庭是一个不大好的事情,比如说前段时间在讨论说不要做家庭妇女,但是对移民工来讲,外面的工作是非常累的。而且很多人打工是带不了孩子的,想要回家照顾孩子,家里是有很多牵挂的。这个时候女性回家一方面是一种约束,但也是一个可以后撤的空间。





很多代妈想的是,比如说我欠了7万左右的债,做代孕可以赚20万,我还了个债之后,我还能留个10万来块钱,这10万块钱我可以让我在家里安安稳稳待很多年,我就不需要出来打工了。做过工人的代妈会说,工作是很累的,在外面工作非常的累,而且不放心留孩子在家。





不同代妈也有各种各样的考虑,有一些代妈会把这个钱悄悄存起来,就假装出去打工了,这样给消失一年找了个正当理由,然后把债还上,剩下的钱悄悄存起来。我问她说你存这个钱之后打算干什么?她说我孩子现在还不大用花钱,等以后上了学,我就把这个钱报个班用在教育上。有时候代妈担心家里人知道她有这么大一笔钱,会出现拿去挥霍,或者亲戚借钱等等的麻烦,但如果自己存起来,就可以增加自己和孩子的经济安全。



这里面的细节很多,代妈不是单纯的一个被"忽悠"进这个行业,然后又"被迫"把所有的钱全部投给了家庭,然后自己最终"一无所有",完全没有能动性的形象。





王芊霓:但有人也会担忧,一旦开放代孕,这些女性是没有自愿选择的,听上去好像是自愿选择,包括你讲的,她们背后有能动性,但还是有观点一直在强调他们实际上没有自愿的选择,比如法学家罗翔说的,如果自由不被限制,一定会变成强者对弱者的剥削。你对这样的点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回应?



李在洲: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但是,代孕问题是一个跨领域的问题。刚才我们其实说过一些关于跨维度,比如阶级和性别的问题,现在应该说跨领域的问题。我主要是在社会学的领域里跟你说,我是以田野资料为基础来告诉你发生了什么。



但现在对自由的讨论,对强者弱者的讨论,包括罗翔的讨论,它体现了一个学术领域之间的区别,比如说法学的关注点在于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合法化,合法化之后会怎么样。它讨论的是"应然",它的出发点必然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期待,比如说实现社会公平、公正,让人们的权利得到良好的保护。所以从这个出发点讲,我不仅认可罗翔的观点,还觉得它很有价值。



但法学在代孕问题上的局限性在于它的解释力很弱,就是说它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代孕是不好的,但它不能告诉你为什么代孕依然存在,为什么这个产业依然发展得越来越大。这个解释就需要社会学和人类学去做。你要做田野调查,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到底是怎么想的?然后再回头反思我们对自由的讨论、对伦理的讨论。



比如我们对亲属关系的讨论是不是是有局限性的?现在有辅助生殖技术了,以前母亲的角色没有被拆开,现在生母和基因母亲可能不一样了,亲属关系完全改变了面貌,这时候我们就要革新对伦理一些认识。这些不同领域之间是交互的,不能只靠一个领域解决所有问题。





王芊霓 王一凡/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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