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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女性主义议题之中，"母亲"和"职场女性"两个角色可以算得上是最富有争议的问题。长久以来社会文化塑造的"母亲职责"这一刻板印象将女性捆绑；而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经济又给女性冠上了"职场女性"的角色......更糟糕的是，所有人都期望女性能够完美演绎这两个角色。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句话就像是对各个领域的杰出女性的"褒奖"，你既得是一个爱家顾家的好妻子、好母亲，又是一位能叱咤职场的女强人。
还有这一句"你是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的？"女性只要成为妻子或母亲，不管从事什么职业，事业有多成功，都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看似简单的一个问题，背后却藏着社会强加给女性的婚姻职责。这意味着，女性步入婚姻需要付出更多时间，必然会为家庭放弃部分发展机会和社会价值。
很少有人会问一个男性他是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的"。而更糟糕的是，即使他们回答了"的确因为工作牺牲了很多家庭生活"时，也很少有人去指责他们不顾家、不负责任。
而对于职场妈妈来说，要是不能做到兼顾家庭和工作，哪怕事业发展得再好，她也是失败的。
对于很多女性来说，家庭和事业之间的博弈是永恒的难题。女明星们会被问到这些问题，在聚光灯外，还有更多普通的女性被人评判，听着那些"你做得不够好"、"你要成为哪类人"的昏话。
而这个问题唯一的答案就是：
没有人能做到平衡工作和家庭
美国社会学教授凯特琳·柯林斯所著的《职场妈妈生存报告》，作者在 5 年的时间内访谈了欧美国家中 135 位职场妈妈，仔细分析了 4 个国家、不同福利政策下职场妈妈的生存状况，从"工作——家庭冲突"产生的根源到试图将女性从"密集母职"中解救出来、获得选择的权利，让更多人意识到职场女性、职场妈妈所处的困境，给予她们更多同理之心，为全球的职场妈妈的糟糕状况提供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方向。
作者: (美)凯特琳·柯林斯 (Caitlyn Collins) 译者: 汪洋 / 周长天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工作—家庭冲突是公共政策和文化态度的产物，如果我们不做出改变，那么我们就无法改善妈妈们和她们所在家庭的生活。换句话说，环境是很重要的。妈妈们是无法避开、逃离或者超越她们每日身处其中的社会、文化、历史和政治以及法律体系单独工作和育儿的。我将有孩子的女性所处的世界称之为妈妈们的生活世界——这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空间，是由她们个人的经历与交际、组织和习俗形成的，女性能够为自己想象的就业与育儿的所有可能。大到国家政策，社会对于女性、男性、家庭以及职业的主流看法，小到工作构架，每一天与伴侣、朋友、亲戚、孩子以及同事们打交道的细枝末节，妈妈们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中所需要和期待的东西受限于她们的生活世界。我关注母亲，因为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中，妈妈们历来是工作—家庭政策面向的对象，她们至今仍担负着大部分的家务和育儿职责；相比男性，妈妈们感受到更为尖锐的工作—家庭冲突，而且她们也比男性更经常地受制于工作—家庭相关政策。
我认为是时候放弃达成工作—家庭平衡的目标了。把工作—家庭冲突看作是由于无法平衡两者而导致的问题，这无异于仍旧将之视为被压力吞噬的妈妈们个人的责任，也没有考虑到制度怎样导致了她们的焦虑。作为替代，我想呼吁大家围绕工作—家庭公平展开行动。措辞的改变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一变化使我们对于母亲所承受压力的理解政治化，且让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社会化。美国社会长久以来一直告诉妈妈们工作—家庭冲突是她们自己的错，也是她们需要自己去解决的问题，这忽视了她们生活世界之外的广义环境。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问题，足以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将努力去平衡两者作为解决之道不仅把这个责任推给了个人，也不足以解决问题。每一个人都需要被照顾。我们如今需要的是让这个社会承认照顾有价值，提供照顾的人也有价值。 而且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空洞地赞美承担照顾工作有多么伟大、重要和光荣：如果我们只是让国家去赞美作为国之基本的家庭，却无法为家庭提供照顾所必需的物质和经济支持，那并没有什么意义。美国之外的工业化世界已经就此达成了共识。美国远远地落后了。
捍卫工作—家庭公平需要整个美国社会的共同努力。成就工作—家庭公平是为了创建一个让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机会和能力充分参与有偿劳动和完成家庭义务的机制。选择公平这个词能够凸显这样一种现实，即工作—家庭冲突并非女性个人能力欠缺或者处理不善所导致的，而是植根于职场的文化态度和政策以及福利制度所造成的结果。事实上，工作—家庭冲突与一切社会问题一样，"并不能说明什么无法改变的自然法则，反倒是能折射出现有的权利社会构架"。简单来说，妈妈们并不需要平衡，她们需要的是公平。
妈妈们有一个共同的渴望——女性想要感受到自己能够相对平等地兼顾有偿工作和育儿职责，且不会因此使自己在家或在职场处于弱势地位。妈妈们需要的是安全感和自信心，而社会支持— 家庭的支持、朋友的支持、同事的支持、上司的支持、公司的支持以及政府的支持— 才能赋予她们这两点。追求工作—家庭公平意味着确保每一位女性，无论她的收入水平、教育程度、种族、婚姻以及移民状况，都能够获得自己需要的支持。男性亦如是。这些社会政策是基本的、不难想到的。
一切皆有可能发生
全取决于我们是否采取行动
是时候改变全国上下对于母职和就业的讨论了。如果女性感觉自己的困境无可避免，那她们就几乎没有什么意愿去鼓起勇气挑战压迫的社会环境了。因此，有必要让女性开拓认知，了解自己还有其他的选择— 作为母亲，作为伴侣，作为员工，作为公民，都还有其他的可能。这本书就提供了一个得以了解更多可能性的资源。通过转变我们现有的社会福利制度，我们可以想见，集体解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埃里克·奥林·赖特希望我们去建立一个真正的乌托邦，一个为了改变而激发政治运动的乌托邦："人们对于现有生活条件不满意的程度部分取决于他们是否认为还有其他可行选择的存在。"
为了减轻职场妈妈的焦虑心情，我们国家的法律和文化态度需要一场革命性的巨变，这并不容易，但是时候开始行动了。
我们需要集体行动。在我第一章介绍的工作—家庭公平基础之上开展的社会运动。让我们展望这样一个社会：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和权利尽情参与到有偿劳动和家庭照顾之中。
……
培养一种"同群感"或许是美国迄今为止为所面对的艰难同时也最重要的挑战了。让我们充分利用希望的力量，激发起最有效率的、最为彻底的、改变一切的潜力。我们的团结一心要超越美国自建国以来一直区分我们的性别、种族和阶级区别。不平等是由政策决定的：无论是有意或者无意地，我们选择了我们所遭遇的不平等。"我们需要做出改变，我们需要做出更好的选择。我们的国家、生活在这个国家中的所有妈妈们、爸爸们、孩子们，所有家庭，都仰赖我们的选择。
其次，职场环境需要改变，包括如何、在哪里完成工作，生产力如何考评，员工付出的劳动应该如何补偿和嘉奖。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不应该将男性视作等同于理想员工，同样，我们需要承认所有员工都有工作之外的兴趣和责任，这些兴趣和责任也需要时间和精力。即便如此，想要达到这个目标，若是无法同时改变我们对于性别和家庭的文化理解也会是很困难的。
最后，要解决妈妈们的工作—家庭冲突，公共支持是必要的。形式应该包括金钱上的帮助以及政策上的支持，还有在文化上要承认妈妈们参与劳动力的价值以及付出劳动照顾别人的价值。所有的国家都应该郑重承认，每一个成人都有权利兼顾有偿劳动和看护劳动，在此之前，女性，尤其是当了妈妈的女性挣扎于工作和家庭责任之间，处于焦虑不安、受尽歧视的不利地位。若是我们想要减轻今日的职场妈妈所遭受的冲突，那么育儿的成本就不应该让个人来承担、让女性来背负。
via.电影《找到你》
（以上内容节选自《职场妈妈生存报告》）
这是一个对女性苛责的时代。是母亲的困境，也是女性的困境。因为女人一生会扮演各种角色，"母亲"只是女人可以扮演的角色之一，她们愿意为此牺牲，但不该被这两个字遮盖住这短暂人生的其他光芒。
不止是这个时代，任何时代女性都要找到自身价值所在。并且，女性的自我觉醒是第一位的，它必不可少。不仅仅的个体权利的意识觉醒，也有对女性这一群里的协作式体谅与鼓励。
如果没有男性和全社会的理解与观念支撑，任何一个阶层的女性都可能面对电影中出现的如"丧偶式育儿"、"女性贫困"的无解，在中国，任何一个阶层的女性都很难成为一个好母亲。
正如李银河老师所说："如果男女不平等，不仅是女性受压迫，男性更加受压迫。所谓男性受压迫是指，按照男权社会的规则，男性必须工作挣钱养家，承受了重大的生存和竞争的压力；男性不能表现出内心温柔脆弱的一面，在人格的发展上受到压抑；由于压迫女性，男性也丧失了在男女平等的环境中生活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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