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会》现状:名校生继承“老手艺”,盈利微薄未来堪忧

tangsan  发布于  大千世界  2021年10月13日

摘要:还记得《故事会》么,那本能揣进兜的小杂志,很多人上学时晚自习的消遣读物,它还在稳定出版。

上海市中心一栋花园老洋房,如今的《故事会》由一群年轻人担纲,和十年前、二十年一样,她们仍在编辑来稿,连风格都基本维持原貌。每个月两期,一期96页。

身处令人目眩的流媒体时代,这听起来多少有些不可思议。但这是真的。九月上旬,我来到编辑部探访。在这里,你能真切感受到时光如何像流沙一样漫溢出来。一位编辑用好奇而怜悯的眼神看着我说:“《故事会》编辑部没有故事呀。”

如果这里有故事,那也一定关于时光——就像在旧日的旋律中,一群年轻人如何学习迈出曾经的美妙步伐。

文|周航 编辑|王姗

没有偷懒的笑话

厚厚一叠A4纸,横着放在编辑赵嫒佳桌前,上面记满了修改意见。她正在电脑上照此修改文稿。

这是10月下旬的《故事会》样稿,最前面还是笑话,风格依旧“故事会”,第一则内容是:

丽丽坐在公交车上面,发现有个小偷正在掏旁边男人一个包,掏了半天什么都没有。丽丽拍拍他的肩膀,低声说你别掏了,这个人没钱。小偷诧异地看着丽丽,问:“你咋知道?”丽丽笑了笑说:“我能不知道吗?他是我老公。”

这个笑话太老了,讨论会上,主编提出,得“与时俱进”,“上海现在最空的就是公交车,改成地铁比较合理。”

赵嫒佳圈出了“公交车”,旁边写上“地铁”。作为这期杂志责编,她太忙了,之后还得给所有稿件排版,几乎是喊着在回答:“我要忙到九月底!”

办公室安静得像图书馆。泛黄的老空调持续送出低沉的风声,键盘声、书写声间隙响起,证明时间还在这栋上海老洋房流逝。院子里有棵广玉兰,据说已活上百年,长得比楼高,偶尔会有小松鼠跃过,树枝伸到窗外,不时传出鸟叫声。

编辑部很小,两间办公室紧挨着,两位副主编各自带领四名编辑,制作上下半月杂志。和赵嫒佳一样,都是女性,一张张办公桌被植物、玩偶和照片装扮得温馨细致。除了一位“90后",其余都是“80后”,大多数是上海人,名校毕业。

国企工作嘛,她们说,最大好处是安稳,作息恒定,没有“996",“能顾家”。一个港中文毕业的上海男孩工作两年没发一篇故事,也没被催促过,去年他换了更稳定的工作,成了有编制的中学教师。

当然了,她们说,对文字的热爱才是工作基础。大多数人毕业后基本在这里度过,也有例外,三个编辑之前供职以举办"新概念大赛"闻名的另一本杂志,六年前那里从半月刊改成月刊,岗位随之削减。都在上海,两个编辑部隔了两公里,走路不到半小时。

和想象中不同,每个人都很忙碌。如果《故事会》编辑部有新故事,这倒是其中一个。杂志式微,主编寄希望通过出版图书带来更多盈利。任务分到各个编辑,原本5点下班,近两年经常得多留半小时。

周一上午,唯一的“90后”编辑小赵盯着眼前厚厚一叠讲初中体育学习方法的书稿,头也没抬,慢吞吞说,周末前她就要把书稿交上去。杂志来稿依旧很多,要对着电脑看时间太久,每个人的WORD背景都调成护眼的浅绿色。

安静是这儿的常态,但也有一些小小的时刻会冲击到办公室,比如一个读者来电。

有次中午,编辑丁瑶瑶正在吃面,读者电话来了,上来就是一通骂,“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那种笑话笑得出来吗?”“你们以前笑话都很好笑的,现在都在坐吃等死吗?”

丁瑶瑶脸唰一下就红了,只能深呼吸,平复心绪。毕竟是老读者,她希望尽可能获得理解。那通电话聊了很久,挂完面条坨得没法再吃了。眼泪挂在脸上。

读者得到了安抚,记下她的邮箱,答应推荐看中的笑话。她则用了更久,才从委屈的情绪中走出来。“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找笑话的过程是没有偷懒的。”她说。

工作中的编辑。图/周航

“熟”

很难说清,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故事会》逐渐从人们生活中退场。有那么几个小小的场合,它重新被人记起。

一次是《隐秘的角落》热播,原著作者紫金陈说,小说借鉴了《故事会》一些情节。还有一次,乐队“五条人”主唱仁科说,没有电视,《故事会》是儿时娱乐来源,五条人后来出了一张名叫《故事会》的专辑。

绍兴路74号,陆续有记者来探访《故事会》,文章多少带些缅怀性质,像描述一艘二战时的航母,依旧停留在港口,但不复昔日荣光。

事实上,《故事会》的编辑们找工作时也惊讶于这本杂志居然还活着,十年前这样,现在更是如此。

两年前,赵俊斐来这里面试,以为走进了电视剧《情深深雨濛濛》的拍摄地。民国时建造的花园洋房,深红色楼板磨掉了漆,走上去声响沉闷,咚、咚、咚,像踩在一缎厚重的棉布上。

时光好似封存在绍兴路。地处上海市中心,这儿却格外安静。清水砖墙沿街排列,个个挂牌“历史保护建筑”,《故事会》早年买下的一栋如今已然天价。路太窄,两侧行道树阴影叠在一起,汽车提不起速,倒不如自行车快。

收入不算高,但对赵俊斐来说,有张安静的书桌就够了,她出生于1997年,复旦毕业,“想挣钱就不会选中文系了。”

文质彬彬,有和年龄不符的沉稳,副主编朱虹第一眼就看中了她。面试结束,临走前她轻轻塞回椅子,朱虹想到多年以前,《故事会》刊登过的故事,应聘者将地上纸团扔进垃圾桶而赢得了工作,这个细节打动了她。

听起来有些古老,但毕竟这里是《故事会》,它珍视自己的历史,新人入职接到第一份礼物通常是几十个经典故事编成的一本书,名字叫《故事中国》。

太安静了,上班第一天,赵俊斐悄悄给隔壁的副主编发微信,“我现在可以做些什么嘛?”

成熟的作者都有固定编辑,她需要自己挖掘,个人邮箱刚放上杂志,投稿寥寥。她尝试性送审一些,基本都被打了回来,“文学味太浓”,“不是故事”。在《故事会》,“故事”是和小说并列的文学体裁。没有一所大学中文系会这样教,在这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更具体地说,故事线索单一,密集情节围绕主人公展开,结尾通常得有转折;文字简洁明快,多用短句,最好是普通人说话口吻。为了转述方便,故事里的“我”都会被改成第三人称,最常见的取名是“阿某”。赵俊斐说,以前她从来没想过,写的东西是为了讲给别人听。她的一个同事想到了明代市井小说“三言二拍”,都是“接地气”,受众多是普通老百姓,文化程度不高,用来消磨时间。

这就是人们后来说的“故事会体”。哪怕一个笑话,《故事会》也坚持自己的标准。入职半年后,赵俊斐成了责编,负责搜集笑话,最初找了很多网络上流行的对话体,但是没法用,“必须得有场景、有核心笑点。”

对赵俊斐来说,这工作和生活距离遥远。不可能按照自己喜好找笑话,那些埋梗太深,“8g冲浪才能get(理解)。”

办公室里堆满了《故事会》杂志 图/周航

杂志出版过大几百期,找齐十几个新笑话就是项浩大工程。和前辈一样,赵俊斐从邮箱整理投稿,专门有人搜罗笑话,选中能赚点零花钱,不够还要自己去网站找。几百个笑话打印出来,人手一份送到其他编辑那里。刊登过太多了,人们靠集体记忆检索。有一个编辑在旁边写“发过了”,这则笑话就会被淘汰,如果两个人标注“熟”——意思好像看到过,也不能再用。

“熟”,是每个编辑写的最多的字,以至于简化到用字母“S”代替。所有人都看了太多笑话,有时现实中想讲一个,刚起了头,就会有人打断:“熟”。

通常只有三分之一的笑话能幸存到第二份文稿,再送到老编辑姚自豪那,他见过更多的笑话,也负责判断故事成色。经他打勾,笑话或者故事才算过关。

曾经的编辑都老去乃至故世了,只有姚自豪还在一线。他也71了,头发稀疏,退休后返聘,这儿还离不开他。

我到访的这个周一下午,姚自豪必须要当天完成全部工作。右眼越来越模糊,已经诊断出白内障,第二天他就要去做手术。整个杂志的流程都提前了,责编提早整理好文本,在他告假前一天摆到了办公桌上,等待这位权威者的判定。

姚自豪弓着背,把头挨在玻璃已经裂开的办公桌上,用钢笔检阅每一个笑话。前两个打上了勾,第三个毙了,这是个有关马桶的笑话,“这个就格调太低了。”他用很轻柔的语气说道。

日复一日的审稿、修改、校对,就是《故事会》的日常。姚自豪还不是最后一道关卡。最后决定笑话或者故事命运的,是所有人参与的讨论会。

还记得那个公交车上偷窃的笑话么,它最后还是被淘汰了,因为讨论会有人说:“熟”。

除了编辑、主编,还有三个外聘专家会专程参会,他们都是《故事会》的老作者,会特地从上海郊区坐短途火车赶来。最大的接近80岁了,经常不理解“996”这种网络词汇,另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总会给他解释,有时解释还不准确,这时姚自豪会再解释,他通常是对的。

在《故事会》,他们是被尊敬的对象,再新潮的年轻人也钦佩,他们提的意见经常一针见血,一个情节转折挪了地方,故事就像重新拥有了灵魂——和年轻人一样,这些经历过《故事会》辉煌的老人现在依旧用自己经验,努力让《故事会》保持原来的水准。但这看起来越来越难了。

绍兴路74号,《故事会》编辑部所在地。图/周航

离开的作者

如今,姚自豪仍旧住在集体宿舍,老式的一居室。没赶上福利分房,但宿舍保留下来。到了礼拜五下班,再坐长途车回到郊区金山的家,周复一周,时间如流沙般悄然滑走。

老派,是一些编辑形容姚自豪的词。这么多年,他带给人以温和诚挚的形象,几乎不会生气。业余他喜欢古玩,特别陶瓷,颇有研究,还写过长篇小说。审稿遇到不懂的新词,他总会询问旁边的年轻人,但自己生活中从来不用。有时他还比年轻人时髦,《甄嬛传》就是他推荐给其他编辑的,他被称为“甄嬛传十级学者”。

就像纺织厂的老师傅一摸面料就知道质地如何,姚自豪凭直觉就能审稿,在办公室,有时他会点评手中故事,“故事核有点老”、“结尾没有翘起来”。

对年轻编辑来说,这种评价就像法院的判语,是他们衡量稿件质量的绝对依据。毕竟,经历过《故事会》黄金时代的人,办公室里也只剩姚自豪了。

创刊于1963年的《故事会》最初是本政治宣教读物,真正赢得声名是在改革开放后,社会重心回归经济发展,一个叫何承伟的年轻人带领它走向了市场。那也是“故事会体”成形的年代。

何承伟后来回忆,自己当时苦闷于工作无聊,经常往外跑,一次去四川出差让他真正爱上故事。那是一个两三百人大礼堂,台上有人讲故事,捉鼠大王怎样逮老鼠,下面听众都被吸引了,连上厕所都不愿意去。何承伟也听入了迷,他感到一种久违的激动,“儿时理想中的故事好像回来了。”

回到上海,他确信《故事会》应该作出改变,发动编辑去各地挖掘作者,搜罗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故事会》则借助现代印刷术和邮政分发系统,将它们带到了全国各地。到1985年,《故事会》销量达到巅峰,760万册,位居世界第一。

“口头性”成了“故事会体”最重要的标志。那也是口头文学的黄金时代,讲故事还是人们重要的娱乐。去农村插队时,姚自豪就成了讲故事一把好手,从田间劳作的休息间隙,讲到干部们的会议上。后来他成了《故事会》的作者,一个中篇故事还改编成了电影,再之后,他索性辞掉中学校长工作,来这里做了编辑。

如今,姚自豪被其他编辑称为“代表最纯正故事理念的人”。年轻人说套路,他还是习惯说“套子”,这个概念接近文学里的叙事策略,但老编辑们完全是凭经验总结出来的。

套子可以重复,“故事核”却必须新颖,这也是老编辑总结的,“故事核就是一两句话能概括,一个故事最核心的内容。”

比如两年前《故事会》刊登过一个故事,某个女人在公交车上,用微信“跳一跳”游戏,发出了“sos”(紧急求助),最终被另一个乘客发觉她被胁迫,报警后得以解救。

这则故事令一个年轻编辑印象深刻:“套子很老,就是英雄救美嘛,但故事核很新,就用了跳一跳。”

姚自豪相信,要是每期有五到十个更好的故事,《故事会》销量能显著回升。但如今很难做到了,对此他只能无奈感慨,现在有些作者没有当年用心,好像只是奔着稿费,在流水线上批量生产,“太功利了”。

当年的人们,“心底里边就是喜欢故事。”有一次,为了一个中篇故事,姚自豪赶飞机去天津,作者很配合,在宾馆和他聊了两天,修改了稿子。一次搬宿舍,几个编辑理出厚厚一叠公休单,都过期了还没用。

他能有什么办法呢,这个年过古稀的老人已经付出了所有,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从白内障手术中恢复,重新坐回那张靠窗的办公桌。

年轻编辑们也没办法,毕竟故事还是要靠作者写。每天打开邮箱,编辑陶云韫都会期待,老作者的标星会突然亮起来。但很少有惊喜。亮起来的总是靠后的那些,新近挖掘的作者。

七八年前,她从离职编辑手里接过一份作者名单,他们现在几乎都不写了。有人因为家庭变故封笔,还有人转向影视项目,不再从事文字工作。

工作第十年,丁瑶瑶今年惊喜迎来一个老作者回归。农民出身的老作者如今已成名家,多个作品改编成电影。投稿是因为和老友聚会,突然想起了《故事会》。原文很长,小说味浓厚,丁瑶瑶花了不少功夫才和作者一起改成故事。即便如此,她形容收到稿子那天,“感觉天上放烟花了”。

曾经,很多农村作者靠给《故事会》写稿,走入城市买房定居。现在作者地址清一色位于城市,有的还写农村题材,但过于陈旧,实在没法用,还有的脱离农村太久,写得也好像“没那个味了”。

很多年了,《故事会》稿费停留在千字几百,如今看来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今年1月,《故事林》休刊,曾经竞争激烈的故事类杂志市场如今显得萧条,编辑们知道,作者又要少了,以前他们被拒稿,还能改投其他杂志,至少不白写。

去年,一个在广告公司工作的女孩跟编辑陶云韫说,自己在写网文了。她擅长写职场,陶云韫很看好她,前些年笔会特地将她请来上海,只能报销火车票,她还自己买了机票过来。

女孩发来了很多网文APP链接,陶云韫下载了一个,第一次看网文,不知不觉刷了一下午。就像夺走了她的时间一样,现在有太多新事物抢走了《故事会》曾经拥有的读者。

“真的很无聊的文章,那种霸道总裁之类的爽文。” 陶云韫说,“但真的有魔力。”

编辑部内景 图/周航

曾经的“爽文”

其实,在前编辑严剑眼里,《故事会》也是爽文,只是现在没以前那样精彩了。

严剑就是那个去年转去做老师的上海男孩。工作两年里他给其他编辑留下不太说话的腼腆形象,实际上他算得上健谈,也有许多理论层面的想法。他很早就将《故事会》和网文联系起来,结局都是好人战胜坏人,不同的是,《故事会》具有道德说教意味。

和网文更大的不同则在于,《故事会》跟现实联系更加紧密,以前的《故事会》更是如此,甚至堪称犀利。

忠实读者陈力对此做了更细致的总结:1987年到1991年,很多故事写重男轻女一类的封建陋习,92年到94年那段,有很多写找关系上学,95年开始,农民工进城、公务员题材开始涌现。2000年以后,总结不出来了,现实批判的色彩越发暗淡,用他的话来说,“和谐了”。

最初,陈力和其他人一样,《故事会》就是上学时晚自习、上厕所的消遣读物。工作后他惊讶发现,每个人都知道这本杂志,地铁上都有人在看,好奇心驱使他去二手网站买了过去的《故事会》,然后真正爱上了它。

他会向一些朋友分享自己扫描的旧故事。比如93年的名篇《血鉴》,女孩失手摔死了表弟,舅舅后来设计把女孩活埋,“是不是很B级片”,还有一篇98年的《大海作证》,“这个现在看都算涉黄。”

太多读不完,他也有自己的办法筛选:先看结尾。如果是“谁谁谁看到这样的结果,晕死过去”,带有一定悲剧色彩,故事通常比较精彩;还有些结尾一看就倾注了感情,又或者一些老作者喜欢用对联,一般也不赖;但像“小丽听到老公这样说,不好意思地笑了”,通常挺无趣。

至于现在的《故事会》,陈力很少买了,上海报刊亭消失得快,不好买,另外也觉得不如从前好看,“现在一期可能就一两篇好看,以前是百分之七八十。”工作太忙,有时他就刷会儿视频或者玩两盘《王者荣耀》消遣。

编辑们也没办法,不仅是时代不同。作者普遍反映找不到好的素材,有人专门写婆媳关系,直言自己翻不出花了。陶云韫还会鼓励作者多尝试锐利题材,但似乎没什么太大用。最近做责编,她就摘了一个张医生的故事,取材自张文宏的经历,“算是小小的支持。”但这样的机会很少。

即使在《故事会》,陶云韫也称得上格外安静。私下,她是爱听后现代摇滚,喜欢看王小波的文艺青年。过去用MSN时,她的名字叫“菲菲”,名字出自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写的是一个满嘴脏话举止乖张但内心彬彬有礼的孤独少年,上学时她一看这书就哭。

她也恐慌过,会不会一辈子会待在这里,四五年前,人生走过30岁后,她突然对日复一日的重复感到厌倦,她喜欢书法,觉得去做个书法老师似乎也不错。

《故事会》人员流动不算高。离职大多因为个人原因,“比如老公要去国外工作”。也不乏奔赴互联网公司的,陶云韫接替的那个女孩就是,陶陶跟她聊过,“她想做更有挑战性的工作,比方从零到一打造一个东西。”

有时陶云韫也想改变什么,比如是不是不用所有开头都那么“口语化”,在纸张上显得单调平淡,又或者更激进一点,做个播客一类的新项目?但最多跟同事说上一嘴,这些想法也就没了下文。

在编辑部,对未来的迷茫多多少少存在着,但那毕竟还没到来。至少现在,尽管利润很微薄,还是《故事会》每个月几十万销量,支撑着整个公司运作。

陶云韫最终留了下来。芬兰学者盖玛雅到来让她重新审视了自己工作。盖玛雅年轻时在中国留学,将《故事会》视作研究中国当代生活的途径,后来在瑞典上课会用《故事会》的文章作翻译材料。

绍兴路的蛋糕店,老太太约了每个编辑聊天,在哪上学,怎么来故事会,更多则在拉家常。那大概是2016年秋天。两年后,她又来了一趟中国,同样来看了编辑们。现在她还在写一本书,拟名《故事会:一本还存活的通俗文学杂志》,有编辑定期给她寄杂志。

一个外国人都如此关注《故事会》,陶云韫想,这份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

陈力收藏的《故事会》旧杂志合订本 讲述者供图

陈力收藏的《故事会》旧杂志合订本 讲述者供图

与时俱进

“《故事会》还是与时俱进的。”绍兴路74号,夏一鸣坐在办公室说。2015年他从何承伟那接过了社长和主编职务。

夏一鸣在绍兴路74号待了整整三十年了,1991年华东师大民间文学专业硕士毕业,他就来这里工作。

他乐于谈论这本杂志的变化,每隔一段时间,《故事会》都会推出新栏目,比如多年前就推出“诙段子”,就是原来的笑话栏目之外,更接近网络段子的新笑话。

“但它好像没有超越网上的段子?”我问。

“它就是来自于网络。”夏一鸣看起来有些激动,他的皮肤很好,面庞有着牛奶般的透明白色,此刻紧绷了起来。他在半空中翻开手头的《故事会》,指着这个栏目说,“但我们像冯梦龙对当时流传的东西总结、改编一样,用文字把它固定下来,这就形成了新的民间文学,是能流传下去的。”

冯梦龙是明代文学家,“三言二拍”系列丛书的编纂者,夏一鸣给编辑们定的目标就是成为冯梦龙那样的人物,把编文本这门手艺做到极致,不仅会编杂志,也会编图书,乃至以后用更新的形式呈现故事。

在《故事会》这个小小的公司,夏一鸣作为主编要负责内容,作为社长,也要像企业家一样经营公司,同时他也是一名国企系统里的处级干部。他还是微型小说协会会长,最近在写这方面的书,为此正阅读海德格尔的著作,希望用海氏的哲学框架解释一些现象。

夏一鸣工作中。图/周航

显然,夏一鸣最喜欢主编这个角色。他的微信头像就是美国严肃文学杂志《纽约客》一期经典封面。夏一鸣对很多国外杂志都有研究,它们看起来和《故事会》相去甚远,但他说,《故事会》可以学习这些名刊的优秀之处,比如《纽约客》简洁的文风、幽默的笔调,又比如《经济学人》统一的风格、出众的封面。

他也不讳言经营压力,2010年,广告就开始消失了。但那是没办法的事,《故事会》九成销量来自报刊亭零售,而报刊亭在各地消失。很久未做读者调查了,发行部的员工只知道,大部分销量来自沿海地区。

曾经,《故事会》利润堪比一家中型钢铁厂,但后续斥资推出的许多杂志都以失败告终,甚至在2014年,《故事会》还推出了文摘版。

两个月前,文摘版改成了校园版。这是夏一鸣谈兴最高的事,如果不打断也许能聊上一下午。他一手规划了转型,七个栏目都出自他手,有教学生写作文的,有教阅读理解的。他希望这本杂志能走入校园,成为新的盈利点,这样也能更好发展新媒体。

我说了自己最后的困惑,关于口头文学的未来。无论四川的摆龙门阵,还是田间村头的聊天,这些场景都不复存在了。在这个传播便捷的时代,视频和播客如此兴盛,是否还需要一本纸质刊物来承载口头故事也令人生疑。

稍稍有些出乎意料,夏一鸣爽快地予以了肯定,“我们坚持把故事保持定位在口头文学上面,正好和现在的时代有很好的一个结合点。”

“可能《故事会》这本杂志会渐渐消失,但故事永远会存在。”他双手抱在身前,像是想要在空中捧些什么。

这听起来还很遥远,不过眼下,他就有件很头疼的事。《故事会》要搬家了,离开一直待的绍兴路,搬去上海近郊一个园区,为此他最近没少往那边跑,又是看食堂,又是测量空气质量。

那里不再有一个个办公室,像互联网公司一样集体办公,一个编辑用惊讶的口吻转达听来的消息,“听说那里都没有天花板,水泥工业风。”

搬家前夕,过道堆满了纸箱。图/周航

出版集团下属几十家单位都要搬过去,时间就是今年10月,大大小小的箱子开始打包,塞满了编辑部的办公室,大多是公共用品,挂在墙上的合照,好多以前的插画作者原画也翻了出來,都舍不得扔,要一起带过去。

搬不过去的,大概只有这栋花园洋房,还有守大门的老沈头,他本来就是退休返聘,来这里站最后一班岗。

在《故事会》,最不缺的就是历史,如果你愿意听,每个人都可以说上长长的故事,老沈头也不例外,从一个午后的打盹中醒来,他说起出版社的变迁:“个(这)条路这么多出版社,老早(以前)都是一户人家呀,后来分家了,侬晓得个呀,像老早钢铁厂,一车间,二车间,独立了…… ”

(文中陈力、严剑为化名)

 

来源:极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