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的列宁
这几年跨国活动因为控制新冠病毒传播而受限,不过从上世纪开始的"全球化"所形塑的生活仍在长出新的枝节,义乌——这一著名的国际小商品市场——编织出了一张覆盖全球的庞杂网络,一群阿拉伯人聚居于此,在异乡继续经营希望与沮丧交缠的生活。 今夏酷暑,晓宇与两位黎巴嫩朋友一同前往义乌,当地有不少外国餐厅,水烟是咖啡店的标配。两位友人在旅途中滔滔不绝地谈论政治,甚至更多的黎巴嫩人以他们为中心聚在一起论说黎巴嫩的婚姻制度。他们的眼神因激昂的政治理想、蓬勃的乐观主义而闪亮,转而又因远离了真正的政治现场而落寞。 本文是晓宇"水手计划"项目的一部分,他计划前往两位朋友的故乡叙利亚,继续完成他的写作。 义乌的列宁 撰文:吕晓宇 和黎巴嫩人一起旅行满足了我的浪漫想象。黎巴嫩人是冒险者、旅行家和精明的商人,生活在本国的四百万人口之外,超过一千万人的离散群体遍布全球。在加纳时去黎巴嫩人的商店里换汇,听他们讲恩克鲁玛的阿拉伯妻子;在墨西哥时去黎巴嫩人的烧烤店,看他们把沙威玛(Shawarma)变成了肉塔可(Al Pastor)。现如今,两个黎巴嫩人在宰牲节带我去义乌,承诺让我遇到"真正的叙利亚菜和人"。阿德汉和穆哈穆德在杭州度过了几个不停歇的讨论政治的日夜,我以为他们到了义乌会消停。然而我们的话题几乎没有离开过政治,即便在创纪录的高温里。从高铁下来的一刻,我们竟不住发出"哎呀呀"的长叹。阿德汉撑开伞,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打遮阳伞的阿拉伯男子。穆哈穆德说,这简直像是在沙特,马上纠正说,不对,沙特也不是这样的湿热。和他们一起进出站的速度缓慢。进站时,他们要和拿户口本或是临时身份证的乘客挤人工通道,忍受不停地插队,到了最后,是我失去了耐心,一把把将穆哈穆德推到前面。
电影《归途望乡》 他们也相信"甜品胃"的说法:无论正餐的肉和碳水多么充足,都有一个别的胃能装下饭后甜点。土耳其的玛朵冰淇凌店在义乌和广州设店,这次来义乌发现它又多了一家分店。阿德汉跟我玩猜故乡的游戏,进来一个人,他就问我那人来自哪。听到我的答案后,穆罕穆德接连摇头说,那是典型的埃及人,或者,那是典型的伊拉克人啊,看看他的后脑勺,你怎么能错认呢,都不用听他开口说话。库纳法(Kunefe)上桌时,阿德汉突然说起他的婚礼和叙利亚前妻。那是我们的一个共同点:一场失败的跨国婚姻。他在战争激烈的 2016 和 2017 年只身前往叙利亚,那时候两人还在约会,阿德汉绕过反对派和恐怖组织控制的地区,从山间小道进出大马士革的郊区。两人在黎巴嫩的婚礼持续了三天,签到的名单上有超过一千名来客——那还仅仅是作为家庭代表的男人的签字数量,这其中也包括黎巴嫩共产党的领导小组。照片里,他的叔叔把新人扛在肩上进入大堂。他说,没有一个人保持清醒,光是威士忌消耗了三百瓶,三百瓶。然后他在照片指出谁谁谁已经死了,或是死于战争,或是新冠,或是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原因。他的哥哥原来在黎巴嫩港口有一份肥差,大爆炸之后的月薪是四十美元。阿德汉的前妻的姐妹都离开了叙利亚。他俩本来计划一同到中国,但她不忍心让母亲独自一人而选择留在国内,两人就此分开。阿德汉说,你明白那是什么滋味吧,你也去过叙利亚和黎巴嫩,你是明白的。
电影《何以为家》 聚会地点从水果店转移到叙利亚餐厅。我点了茄子,穆罕穆德说了什么话后大家哄堂大笑。阿德汉说,你是什叶派吗,什叶派的圣训里可是说"茄子包治百病"(注:引自《光的海洋》,Bihar al—Anwar)。穆哈穆德说,据说茄子是第一个信仰阿里的蔬菜。我把这个不太好读的阿语词在嘴上过了几遍:الباذنجان(Albadhinjan)。那些一开始声称是单身的黎巴嫩人在彼此的问候中透露妻儿的状况。孤身在中国、妻儿在本国的安排最为常见,然而对外声称是单身的做法也常见。我的女性研究者朋友在义乌做田野的阶段近乎没有遇到过一个结过婚的阿拉伯人。而在宾王路的咖啡店,有一场更大的聚会等待我们。只有在义乌,水烟是咖啡店的标配,即便老板是中国人。我目睹聚会的规模不断地膨胀,先后加入的人搬过来桌子和椅子,围绕长桌的座次变成一个圆圈,接近二十个人的规模快接近义乌黎巴嫩人的总和了。 阿德汉是这个圆圈的中心,他像在发表政治竞选的演讲。引发激烈讨论的话题是黎巴嫩的婚姻法。黎巴嫩至今不完全承认民事婚姻,婚姻需通过宗教的法庭和仪式。这是宗教分治的遗产,以不承认的方式限制跨信仰或是世俗化的婚姻。在黎巴嫩历史上完成民事婚姻的案例寥寥无几,婚后的夫妻几乎都会面临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沉重压力。去塞浦路斯或是土耳其结婚是绕过限制的方式,但随着经济的恶化,海外出行变得困难,今年开始流行的线上注册婚姻再一次地引发了国民讨论。这样的讨论重现了我在贝鲁特旅行时的错位感:明面的开放和深层的保守。在黎巴嫩什么都谈,什么样打扮的人都有,世俗化国家的样子,但凡刺破表面的一点点,里面就是盘根错节的宗派、传统和记忆。晚饭时还开着没有婚姻关系的玩笑,但此刻在民事婚姻的注册上吵得不可开交。 电影《追风筝的人》 穆罕穆德转过头来对我说,这就是黎巴嫩政治的缩影,你看,没办法在一件事情上同意,这就是分裂的现状。他仰着头,放下电子烟,把散装的烟草拿出来做卷烟,一边说,你看我们现在说话很多,才感觉变回到了社会动物,我们在黎巴嫩的时候天天讨论政治,这样活着。过去的半年,简直就是动物;好比是鱼原来在大海,现在在鱼缸,感觉就要窒息了。阿德汉这么久没回去,肯定比我痛苦,他原来每个月都来义乌,这次是五个月以来头一回。与此同时,阿德汉还在继续他的演说,提到毛、提到列宁,我忍住好奇没有追问,直至聚会结束。去往江边吹风喝酒的路上,阿德汉开始了翻译: "你是不是问我,怎么辨别保守还是开放的黎巴嫩人来着,你要想找能无话不谈的黎巴嫩人,只能是我跟我们这些无神论者了。你看你问那个谁要不要去喝一杯的时候,他怎么说来着,他说他年纪太大了喝不动了。人怎么会因为年纪大不去喝酒呢,其实那就是婉转地告诉你他对信仰的态度。穆罕穆德和我的家乡,我们说话经常说 'fuck god',那不是代表我们的宗教立场,只是我们的方言里经常用这些词来表示日常的情感而已。当然,不是每一个黎巴嫩人或是阿拉伯人都能接受这一点,所以我们也要注意。你看这些关于民事和宗教婚姻的讨论,我在青少年时期就讨论过了,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但就是这样的话题在黎巴嫩停滞不前,我们说起来就是因为这两天线上结婚的新闻。你别看他们来中国这么久了,他们从来没有一刻离开过黎巴嫩,吃的、看的、关心的,甚至连他们的生活的时间都是贝鲁特时区。即便在中国,我们仍然在说黎巴嫩的前途。它在西方的那条道路上已经走不通了,欧美让它做的它都做了,然后呢?这是个系统的问题,在这样的系统问题中,我们需要一个领袖,一个事业,一条道路,一个像毛或是列宁那样的领袖。(我问他替代性的道路是什么。)你就生活在一个替代性的道路中还不自知吗?我们肯定需要一个新的叙事,政治的叙事如此重要,但黎巴嫩的路线不明确,它不能照搬中国的或是亚洲的,肯定和西方的也不一样。但是它会出现的,因为它的出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因为一个集体的意志为转移。" 错位的感受席卷了我。青少年时期政治课本上背诵过的段落从黎巴嫩人的口中吐出。离我上一次听到"不以意志为转移"可能过去了十年之久。当它以信仰的形式出现时,我对其的意义的理解模糊起来。过去处于某个历史阶段的中国,和当今状态下的黎巴嫩,都需要这句话振奋国家改造的愿景。如今在旁人的眼中,中国已经不是被改造的主体,反而作为符号和象征来代表另一种可能。身处在全球资本主义流通的代表之地,阿德汉在其中发现的却是颠覆资本主义的力量。穆罕穆德的眼神明亮了起来,他同意系统的改变,同意超于意志的存在,这给予他充分的乐观精神。只有谈到这个的时候,一直缠绕在他身上的紧张感才消失。他如释重负,似乎完全不担心社会的发展会朝着另一个不可预料的方向。预料之外的轻松感中,阿德汉在义乌江边播放黎巴嫩歌后菲鲁兹(Fairuz)。音乐是能够穿透黎巴嫩社会分裂的元素,无论在是哪个教派的餐馆或是家中,他们都会放菲鲁兹的歌。菲鲁兹的儿子齐亚德·拉赫巴尼(Ziad Rahbani)也是一位音乐家,是对政权批评激烈的共产主义者。他的一次访谈中,隐晦地透露母亲的政治立场,没想到黎巴嫩政坛的人物纷纷发表声明平息风波,表示菲鲁兹的伟大不应该和其政治立场有任何关系,也不认为她属于哪一个阵营。 菲鲁兹在黎巴嫩拜特丁,2001 阵营问题困扰着阿德汉对我的认知。因为我没有像他一样能够鲜明表达的主义,但我还没有伟大到菲鲁兹的程度。他不得不通过各种议题来评估我的政治立场。在他们口中,近乎没有一位可敬的在位的阿拉伯人政客。一次他们在武汉的阿拉伯人聚会里大肆批判巴勒斯坦的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的"软弱政策",在座的巴勒斯坦学生脸绿了,一问才知道,正是总统的亲侄子,于是两人骂得更狠了。说到这里的时候,阿德汉突然转过来对我说,你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吧。我说,你可以说我没有主义,但还是有良知的,况且中国对巴勒斯坦的态度一向很明确。穆哈穆德说,官方态度是,在遇到的人中,还有不少以色列的粉丝,尤其是部分科学从业者,把以色列的位置抬得高高的。我借此指明官方和民间的平行空间,口头上的意识形态和现实中的运作本质之间的差距。阿德汉坦言,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中没有碰到过多少个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但这不影响他把中国定义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穆罕穆德持续说他们对马克思的着迷。当在义乌的一家酒吧发现马克思和列宁挂像的时候,他扬起眉毛站在精神导师的下面合影。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他们的政治主张,也全面指导他们的工作生活。这与尝试把政治和生活分割的香槟左派不同。阿德汉研究的是经济不平等,穆罕穆德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和人工智能。他向我普及亚历山大·鲁利亚(Alexander Luria)、利维·维果茨基(Lev Vygotsky)、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Aleksei Leontiev)等苏联文化历史心理学家,说起来在新的经济结构下社会主义"超人"的诞生,解释说这是从学理层面对于社会问题的回应。 电影《大地雄狮》 他俩对于义乌的清真寺毫无兴趣,阿德汉的下一站是黎巴嫩裔的委内瑞拉人开的餐厅,"他的汉堡是天底下最好吃的"。餐厅不在阿拉伯人的聚集区。壁炉、吧台、打光、大理石纹餐盘、字体考究的中英文菜单、邻桌委内瑞拉家庭的生日派对,营造了完全异样的文化空间。菜单上没有汉堡,老板想让顾客试试新菜。阿德汉一脸失望,失望到似乎一场革命失败了。他说,你来选下一步去处吧,来到这里是我的错。我选择带他们去由一座寺庙改成的酒吧和 Livehouse。穆哈穆德紧张地问,寺庙改的?我说,怎么了,马克思主义者还忌讳这个。他说,列宁说过,讽刺(irony)是至关重要的。我说,打死我也不相信列宁说过这一句。对于普通工作日来说,酒吧的人异常地多,邻桌是本地在打牌的人,寺庙建筑外搭起来的玻璃房空调像是没起作用,我们瘫坐在椅子上,胃部的重负和连续的讨论掏空了我的社交欲。一直环绕的政治热情和乐观主义被个人情绪冲散。愿景的东西说得再多,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远离了公共的现场,对于他们来说,那毫无疑问是黎巴嫩的土地,而现在他们落在全球小商品市场所形成的阿拉伯社区的地界旁的一家废旧的寺庙旁喝啤酒。阿德汉第一次露出疲惫的神态,他说,过去的三年像是三百年了,我离政治太远了,人是不能没有政治的,无法逃避,因为你就在其中。穆罕穆德自我调侃道,现在就是"失望——沮丧——酒精"的循环,如同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毁掉了自然和人类,自然已经没得救了,人类变得野蛮,在被毁掉的过程中,你看看这日益弥散的精神病症就知道。
电影《何以为家》 阿德汉停了下来。他抬起头,三位身穿警服的人突然从前门走进来。我、阿德汉、穆罕穆德、主理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警察是来找谁的。我开玩笑说,朋克乐队和阿拉伯左派,哪一个更危险,现在见分晓了。主理人起身去迎,得知警察来是为了监督酒吧把监控录像储存的时间从两周延长到一个月。穆罕穆德卷起他的烟说,没关系,这都是加速的一部分。他看起来一点也不担忧,似乎这些技术到头来是为他所用的,或者像他说的,终归是人民的。历史断裂,在他们那里是不存在的。我们认为的"告别革命",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篇章,在他们那里是浑然一体的,都属于历史的延续和绵长。因此,他们对于各类的矛盾有巨大的消化能力,对于我们身处在全球商品流通的巅峰、寺庙改造的酒吧、Joyside 的共处一室、警察的意外到访,丝毫不觉得有任何惊奇之处,这都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能够引起情绪波澜的只是远在千里外的黎巴嫩了,因为那儿仿佛被抛弃在了历史的进程之外。
来源:@单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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