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90后眼中的经济学课堂

一个90后眼中的经济学课堂
北京大学学生 杨清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编者按】现代经济学一方面进一步模型化数理化，日渐成为社会科学的明珠，在中国更是显学，另一方面似乎离真实世界越来越远，甚至有各国学生成立“重新思考经济学”联盟表示抗议。经济学应该如何学，其目标以及研究方法是否需要改变？FT中文网陆续刊出《反思经济学》专题讨论，这是一个北京大学90后经济学本科生眼中的中国经济学课堂。

不久前我得知了“重新思考经济学”联盟新闻（相关报道可参见《学生呼吁经济学课程改革》），来自不同国家的一批学生对经济学主流教育范式与公共讨论脱节、分析方法单一的批判，这一新闻引发了我的思考――就在2014年，我刚结束了三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院经济学双学位生涯。作为一名“半道出家”、即将转专业攻读经济学研究生的学生，或许我眼中的经济学课堂有那么点特别。

误入经济学

高中时，我是纯正的理科生，本科却误入小众文科院系，理科教育塑造的线性思维使我与这个专业格格不入。每当埋头枯坐在生涩的硬皮文献前，我就像一头四处乱窜却又无路可逃的小白鼠，不知道未来的路在哪。或许那时起，转专业的念头就在我心中萌发了。

大一年末，我得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设有经济学双学位项目。在国内经济学专业日益“吃香”的趋势下，好多同学为这一项目吸引，一半是为就业做准备，另一半则出于试试的态度。当时的我一心想投身传媒行业，并以拒绝“随波逐流”为由，对此十分抗拒。不过，我那明智的爸妈最终以两条理由打动了我：既然你想换个专业，为何不把握这么好的机会？再说，以后成家立业也需要点经济学头脑，不如现在多学些知识。

就这样，带着半尝试、半功利性的心态，我在2011年秋成为经济学双学位项目浩浩学子中的一员，开始为期三年的学习。

另眼看世界的的经济学课堂

数理方法是经济学研究的一大基础，因而有些课程确实对数学能力要求较高，易使人感到沉闷，新古典学派的数量方法在中级微观经济学等必修课上大行其道，堪称“挂科杀手”的计量经济学也是一大典范。这时，我不得不感谢高中浩瀚的理科习题，它们使我得以应付数学化的课本。不过，我也着实在供求曲线中焦头烂额地忙过了第一学期，并浅薄地以为经济学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用数学语言解决量与价的问题。

然而，修习选修课后，我就对经济学彻底改观了。记得我的第一门选修课是低碳经济与碳金融，课程要求学生自行组合，撰写一份关于低碳经济的报告。选课后我就傻眼了：让一个只会画图解方程的新手做调查、写报告？这简直要我命！为了写这份报告，我们小组运用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制作了一份问卷，进行了真正的实地调研。我突然意识到，经济学不单是课本上死板的数学公式，借鉴其他学科的视角体察生动的现实世界是其要义所在。此外，这门围绕全球气候变暖展开的课程也让我看到了利润以外的目标，看到了承认某一经济学现象背后多种解释并存的重要性，开始把头探出写满演算公式的草稿纸。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本身以从经验到理论的上升为研究路径，在生活经验中发掘问题，给出直观解释，依此逻辑建立模型。我认为CCER的老师还是非常强调对经济学sense（感觉）的培养，提倡在对社会运作的观察中建立感性直觉，以此为深入研究的基础，这也是众多课程力图以多元视角链接现实的原因所在。

比如行为经济学课堂不仅涉及奥地利经济学派、社会网络结构等偏重思想性的“非主流”领域，对西蒙的有限理性模型、卡尼曼的框架效应的介绍更引入了心理学研究成果，拓展了“经济人”假设；再比如新制度经济学课上，老师从“刀郎羊”展开定价理论，从“秦镇米皮”讲产品交易与技术交易的并存，源自生活的小故事在学生口中相传，大家也学着用“制度约束行为”的眼光探究真实的经济行为；社会经济调查理论方法与实践课主要讲授社会调查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运用，并“附赠”参加中国健康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机会，让学生在田野调查中学以致用。这些课程通常要求学生完成巨大的阅读量，小论文与课堂讨论不断，堪称“虐课”，可200人的大教室总挤满了人。

相较下，财务会计、货币与银行等偏重技术性、强调框条法则的课程就不那么受我欢迎了。不可否认，经济学教学的确包括一些以就业为导向的课程，这也是许多家长热捧经济学专业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我个人认为花费大把的课堂时间学习这类实践性的职业技能，通常只能学到空泛的理论，效果显然不如实习来得实在，因而得不偿失。作为应试教育的“过来人”，我对与现实脱节、单纯由知识点与考试构成的课堂早已厌倦，比起死记硬背那一套会计体系，我更喜欢听听充满经济学启示的小故事，从中学点分析方法，在产业组织课上用博弈论探讨企业决策的动因，在国际贸易课上为欧盟向中国皮鞋征收反倾销税而担忧。

经济学教育的使命

经济学既是看世界的一双眼，“接地气”往往能使课堂妙趣横生，如2011年秋欧债危机愈演愈烈之际，我选修的中级宏观经济学就以案例分析的方式引导学生探索希腊债务缠身的“前世今生”。然而，并非所有现实世界的经济现象都能在课堂上找到解释，雷曼兄弟破产与金融危机的关系便是一例。

对比国际社会一些学生对于“经济学”抗议，我在反思，作为学生的我们该就此责备经济学教学“夸夸其谈”吗？确实，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经济学课程设置不够健全――要是有一整个专题介绍大银行系统性风险对金融体系的影响，那该多好！不过，问题果真解决了吗？必须注意的是，关于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各维度研究是在金融危机后才热烈起来的，这个领域之前并不成熟。在此情况下，考虑到课时限制与课业压力，将学习基础课程的本科生推向这一正处于范式革命的领域，可行吗？我认为难度挺大，也许研究生阶段的课程能进行更深入的讨论。进一步设想：现实世界充满了无穷的可能性，如果其他经济学领域也遭受类似冲击，我们同样要求课程设置发出二次变革的回音吗？

可见，单凭课程设置的调整无法彻底解决学生们源源不断的困惑，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手段。须承认，学术研究与现实的隔阂并非经济学独有的“疑难杂症”，物理学家也无法在首次发现重原子核裂变现象时就预见原子弹的诞生。要求学术研究提供政策性指引，这本身就混淆了学术与智库的功能差异，是对经济学教育的“非分之想”――前者以发展学理、理念为目的，运用现有理论阐释现实问题、提出政策建议，那是后者的事。

与时俱进，是经济学教学理所应当的义务。然而，我也认为，作为学生，并非坐等老师奉上预定的“餐点”就足够了。经济学课堂的使命在于“授人以渔”――培养学生发现经济学问题的眼光，教授基本的理论与分析方法，让学生自个儿在现实的洪流中扑腾，这是最能提升学生学术能力的教育方式。或许出于这一考虑，CCER每学期都会开设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等各个领域的workshop，邀请国内外教授介绍其最新研究进展，让学生接触经济学的前沿动态；此外，“北京大学本科生科研训练”项目也为学生提供了尝试研究的各方面条件，把学生引向实在的经济学研究。

既然想要了解雷曼兄弟破产与金融危机的关系，为何不在咨询老师后穿梭于图书馆的经济史阅览区？为何不与怀揣相同疑问的小伙伴们一同探讨？无论在哪所大学，同一门课每学期顶多只由两位老师讲授，而学生的兴趣是多元的，何况经济学本身具有高度开放性，要求课堂教学满足每位学生的需求，是否对经济学教育提出了过高的期望？

如今，站在本科毕业的人生节点上，我由衷庆幸当初的选择。毫不夸张地说，经济学课堂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随着学习的深入，我也逐渐接触到艰涩的模型、繁杂的数据处理过程，并伴有学习MATLAB等专业软件的险阻。不过在我看来，经济学本身以关照实际社会为要义，引入多元化、现实性的问题视域与解决方法，是经济学课堂摆脱“真空”状态的应然之道，奥地利学派与奇异非线性常微分方程同样重要。

不过，经济学之于我绝非会计、营销、保险等具体的职业技能。它不仅是印刷在书本上的分析方法，更是老师在课堂上教授的“另眼看世界”的思维方式。在此意义上，要求课程做出改变的同时，也需保持对自我的批判态度，有空多翻翻经济史，试着通过研究更深刻地体会这一世界观。或许，身为学生的我们对经济学教育的变革负有更大的责任。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写作本文时为北京大学大四本科生，应作者要求，名字为化名）

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