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斗士伍连德

鼠疫斗士伍连德

文 | 沈嘉蔚

伍连德（1879-1960），字星联，中国现代医学的开拓者，国际防疫事业的功臣。他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祖上来自广东台山。十九世纪的南洋英国殖民地，华人的祖国认同是中国，而按大清法律，不管在哪里出生，持有出生国护照也罢，每一个海外华人都是中国人。

伍连德负笈英欧七年，在剑桥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医学学士，外科学士，文学硕士和医学博士五个学位，并曾在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和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得到系统的微生物学训练。此后三年回到马来亚挂牌行医。1907年获得袁世凯邀请出任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帮办（即今日的副院长职位）。

 伍连德负笈英欧七年，在剑桥大学获得文学学士

他之所以为清廷所知是因为两年前在槟榔屿接待过端方与戴鸿慈带领的清廷宪政考察团，其中一位28岁的随员施肇基是留美归国博士，对这位26岁的剑桥博士惺惺相惜，回国后就向袁世凯推荐委以重任。而伍连德直至三年后的1910年底在北京与施肇基重逢方知此情。

当时哈尔滨鼠疫骤起，扑灭瘟疫本应是民政部的事务，皆因疫情随中东铁路由俄境满洲里一路南下，中东铁路北段乃俄国所有，疫情热点哈尔滨是俄侨聚居之地。南段已经归日本管治，改称南满铁路，日本政府接连向清廷发文要求由其直接插手扑灭鼠疫，因此抗疫成了外交敏感事件，清廷交由外务部全权统治。

外务部右丞施肇基于上一年即1909年在吉林任职期间妥善处理了伊藤博文被刺案，因而在外务部受命领导扑灭鼠疫。他随即向朝廷举荐伍连德出任外务部钦差大臣全权指挥抗疫。

至此这两位青年海归，一人坐镇北京直通天庭，协调国际资源，提供一切后勤支援；一人冒死出征哈尔滨查明疫情，运筹帷幄，调兵遣将，合演了一出人类历史上首次使用现代医学理论和技术，仅四个月即大获全胜的抗疫大戏。

在1911年4月的祝捷声中在奉天召开了有包括列强八国在内的十一国代表出席的万国鼠疫研究大会，会上共推伍连德为大会主席，并且授予他"鼠疫斗士（Plague Fighter）"荣誉称号。日本鼠疫研究权威，58岁的北里柴三郎俯首甘居大会副主席。当时伍连德刚满32岁。

伍连德少年得志一将功成绝非是暴得大名。在他之前清廷选中的是海军总医官，海归的美国丹佛医学博士谢天成，谢以巨额预支抚恤金要挟迫使清廷另选了伍连德。而伍连德明知鼠疫无药可治而担下重任，是以命相搏的勇士，此为首因；其次，他有冷静的科学头脑。在他之前，以发现鼠疫杆菌闻名全球的日本微生物家北里柴三郎认定扑灭鼠疫要从灭鼠着手，他的学生在哈尔滨现场解剖了几百只老鼠没有发现鼠疫杆菌，因此不认为此次瘟疫是鼠疫；另一派权威以北洋医学堂首席法国教授迈斯尼为代表，却也主张以灭鼠着手。这两派均否认人传人的可能性。

而伍连德一到哈尔滨就不顾大清法律禁止，冒险秘密解剖了一具病人遗体，确认了瘟疫元凶是鼠疫杆菌，此轮鼠疫是纯粹以人传人的方式传播。在他抵达疫区的第七天就依据他的实验结果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一个月后就使得病死率直线下降。他的措施对于一百多年后的今人而言非常熟悉：

第一：隔离。病人隔离在大批铁路火车车厢内；铁路和大路沿线设卡控制人员流动。

第二：戴口罩。他为此设计了两层纱布内加一层药棉，有三道扎带的"伍连德口罩"。时值隆冬，救护人员和居民无不欢迎这种可以御寒的面罩。但是西方人不习惯（与百年后的今天一模一样）。迈斯尼教授就拒绝戴口罩，抵达疫区后才三天就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第三：火葬。他发现鼠疫杆菌存活于尸体里，从而坚持只有彻底烧毁数以万计的棺木才可以避免春天鼠疫卷土重来。借助圣旨的力量，他从此改变了中国人的丧葬风俗。

 伍连德口罩

为期四个月的东北抗疫是正在实施新政改革的清帝国面临的一场全民动员的现代化战役。除了由受到良好现代医学训练的医生和军医学生担纲之外，新式陆军，警察和消防队救护队各司其职。

据伍连德统计，他直接指挥的参与防疫的西医及医学生49人，殉职2人；中医9人，殉职4人；各类警官警察1，005人，殉职48人；士兵1，100人，殉职63人；消防队员20人，殉职5人；救护车司机150人，殉职69人；厨师60人，殉职4人；辅助劳工550人，殉职102人。总计2，943人中，殉职占比十分之一。

伍连德记述道，中医死亡率百分之44点4，是因为他们拒绝戴口罩。其中堪称传奇的是顾喜浩中医师和他的助手贾凤石。两个多月里住在鼠疫医院里，昼夜连续暴露在病菌之中，忠于职守，直至疫情消失，至少亲手护理过1，500名病人，却安然无恙，确实是天然免疫的罕见实例。

在奉天国际鼠疫研究会上他俩受到各国专家的极大关注。他们的血清经过反复测试，但未见异常。他俩后来受到褒奖，并成为研究者的人体实验志愿者。

顾喜浩（左一），贾凤石（中），伍连德摄 ，原照现存澳大利亚米歇尔图书馆

是役共计死亡至少达六万人，哈尔滨俄国当局统计的俄人死亡476人。抗疫结束后伍连德又匆匆赶往满洲里乃至西伯利亚，去考察此次鼠疫的源头。经过解剖，确认了蒙古旱獭是罪魁祸首。

大量的闯关东农民到满洲里附近地区捕捉旱獭，取其毛皮到满洲里集镇出售。当地猎人能区别得病的旱獭而放过它们，而外来者不能区别，从而从病獭身上感染了鼠疫杆菌，再形成了人传人的传播链。

伍连德称这次鼠疫为肺鼠疫。并在1913年伦敦出版的《柳叶刀》杂志上刊登了调查报告。一百多年后的新冠病毒肆孽，《柳叶刀》这份专业医学杂志变得家喻户晓。

伍连德在万国鼠疫研究会结束后的1911年5月，被陆军部授予陆军军佐协参领的军衔，在保留陆军军医学堂帮办职务的同时被外务部任命为总医官。他受到摄政王载沣的接见，授以二等双龙勋章。

之后他又受到主掌民政部的肃亲王接见。肃亲王要任命伍连德为卫生司司长，掌管全国的医院和卫生防疫系统。但是伍连德成功地说服了肃亲王，同意了他返回东北，建立永久性的东北防疫总处，监视中国的北大门，以防鼠疫卷土重来。

这一年的秋天他被清政府委派去海牙出席国际鸦片会议，签署国际鸦片公约。待他回到北京，中国已经改朝换代，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大总统袁世凯，正是当年聘他来华的那个前清重臣，自然待他不薄，又要任命他出掌民国卫生系统。他再次婉拒，仍然坚守他的东北防疫岗位，只答应了总统侍从医官的虚衔。

伍连德后来的故事很长，不再一一细述。大体来说，他主持中国的海关防疫一直到1937年退休，多次领导击退了各种瘟疫的进攻；其间协助创办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创建了北京中央医院，创立了中华医学会，回马来亚定居后于1950年将北京故居捐给中华医学会做会所。不过在后来的半个世纪里他几乎被中国人民忘记了。

他重新开始被小范围人群所关注是因为2003年的非典-SARS 疫情。每逢瘟疫倍思君。2007年在福建教育出版社资深编辑林冠珍不屈不挠的努力下，出版了由医学博士王哲撰写的三十万字文学传记《国士无双伍连德》，第一次向全中国的读者介绍了伍连德生平事迹。

也是在同一年，伍连德故居面临被北京当局拆毁的险境。非典幸存者礼露女士挺身而出发起了保卫伍连德故居的运动，最终成功保住了这栋历史文物建筑。 

本人作为在本世纪初为伍连德重回国人记忆而努力的那一小群人之一，而且是其中唯一的画家，一直觉得自己还欠他什么。那就是一幅他的肖像。虽然我已经在马来西亚史诗和中国抗战史诗两件大作品里描绘过他的身影，但还是缺少一幅直接描绘他在1911年的肖像。

现在，我终于画出来了。多少有点讽刺地，我是在悉尼为了防疫而实施的封城隔离环境里猫在自家画室里完成的。这次的疫情比一百一十年前的满洲瘟疫严重千百倍，实际上就是中世纪黑死病的当代版。不过，我相信人类挺得过去。

沈嘉蔚 鼠疫斗士伍连德  2021 油画  双幅画布，每幅 183 x 91.5 cm   画家自藏

上图局部

伍连德在1911年5月凯旋回京，等待摄政王接见时，获陆军部授予协参领军衔，乃由裁缝制作了相应的军服。在觐见结束后留下了两帧军服照，一为胸像，一为全身与夫人的双人照。

本人根据清末新军服帽章记档案文件比照伍连德本人的回忆录，提供阅读此二照的心得如下：

清制新编陆军的官职分称军官和军佐。后者指伍连德这样的各类技术人员，区别于前者的军事指挥员。两者在衣着上的主要区别是一金一银：军佐的军帽帽墙上下各镶银色辫一道，他的军服用银色扣。清末新军换穿西式军服始于1905年，至1911年3月9日颁发最后一份《奏定陆军军队学堂服色章记图说》，才完成了从礼服到常服最后的定型。

1911年3月的军服在领章肩章帽徽等处均有了很大改动。伍连德军服照上身着的军服正是按两个月前的新规定制作的。基本符合这份《图说》的规定，但有稍微不同。

先说领章，这是1911年军服的主要特征。它高与衣领相同，横长7.5厘米，均分上下两段。除上等官佐外上段用以分科色及缀标号，下段红呢作底用以分等级。具体到伍连德的领章，他是军医，所以上段是绿色，因为不属于某一部队故没有标号。

他的军衔协参领相当于今日的少校，为中等第三级。中等官佐的领章周围及中央均缀4毫米金辫。下段中间缀6毫米银辫一道。中等第三级在此银辫上缀一颗金色六角星。

伍连德回忆录记述为"红领章上缀有三颗黄铜星以示军阶"，与他的照片明显不符，当为记忆错误。但是照片显示那一颗黄铜星是日式的五角星，而非《图说》规定的六角星，这是他的领章唯一的违章之处。

1911年式的肩章仍为德式编织型，但不缀级别星。伍连德的中等官佐肩章是"用银辫二条金辫一条编牌"。

照片上他的军帽也有两处与《图说》规定不符。《图说》规定帽绊一律用和帽檐同样的黑漆皮，而他的军帽帽绊是银色的。帽章的规定原文照录："帽章圆形徑二生的四中分黄蓝红三色第一圜黄色第二圜蓝色红居中心三色交界之处各缘细金边一道"。然而照片显示在红蓝之间赫然有一白圈。

 照片上他的军帽也有两处与《图说》规定不符

伍连德与妻子在天津小白楼山本照相馆留影

军服的服色据《图说》规定无论冬夏陆军官兵的常服一律用青灰色。这一规定从1905年至1911年从未变更。但是据伍连德回忆录他的军服上衣为"黄绿色"。"黄绿色"是中译者所使用，我猜测十有八九英文原文是"khaki" 即通译的"卡其"。

卡其色用作军服保护色为英军在十九世纪中后叶首创，在英国殖民地成长的伍连德应该很熟悉。清末陆军用"土黄色"指代这种服色，仅用于夏季"陆军用夫役衣袴"。不过清末的另一支军队禁卫军，它的军服是土黄色。

另外据时人记载辛亥革命时期南下镇压的清军第二镇士兵军服就是既有灰色也有土黄色的。到民国肇始陆军军服一律采用土黄色了。

以上讨论的军服都是指常服。常服的上下身服色相同。清末陆军的礼服另有规定，从1905年到1911年有过变更，但是服色规定是一致的，就是上衣为蓝色裤子为黑色。礼裤裤章"中等官佐缀宽三生的红辫二道相距三米利"。

伍连德照片上上身是常服，下身却是黑色礼服裤。这种搭配未见于《图说》规定，但在各国军队里也时有可见，称为"常礼服"，区别于大礼服。伍连德这身军服专为觐见所制，这种搭配应该是符合当时规定的。

再来说说我的这件作品构思。毫无疑问我直接采用了伍连德夫妇双人合影里的伍连德形象，根据以上考证后用色彩画出。但是我采用另外一帧伍夫人黄淑琼的母子合影取代了双人合影里的她。

为什么呢？原来在王哲的伍传里有一个情节深深打动了我：他记述伍连德出征哈尔滨前两个月黄淑琼刚刚生下小儿子长明，但是在他征战期间长明不幸夭折了。为了不让丈夫分心，夫人直到伍连德凯旋之际才告知他这个噩耗。

后来我从伍连德自传中译本里发现王哲的叙述略有文学加工的色彩。事实是，伍连德告别了居家天津的妻子孩子在1910年12月24日出征时，长明尚在母腹之中。

他降生于1911年的1月中下旬，正值抗疫最关键的日子里。伍连德在凯旋归来的5月份才首次见到自己的第三个儿子。他随后立即返回北满考察瘟疫源头，回京汇报后于7月15日第二次去疫区乃至西伯利亚考察鼠疫，就当他人在西伯利亚之际，六个月大的长明因为喝了不洁的炼乳死于细菌性痢疾。可以想象倘若微生物专家伍连德本人在家，这个事故不会发生。

对比王哲的描述，其实真实故事一点都不逊色，都与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有得一比。不过王哲的处理戏剧性较强，也因此打动了我。

而且当我用绘画来描绘这段情节时，采用了与王哲相似的艺术处理：直接采用了伍夫人与婴儿阶段的长子的合影来描绘她与三子的形象。我相信这比另起炉灶凭空编造更近于史实。

 伍夫人黄淑琼（1）

伍夫人黄淑琼（2）

黄淑琼不是等闲之辈。她的父亲黄乃裳有两个不大相干的身份，仅凭其中一个就足以载入史册：第一个是革命家。他名列公车上书的举人名单，八次上书要求维新；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中带领学生炸弹队参与了福州光复之役，出任临时军政府要职。

他的第二个身份是南洋侨领，曾于二十世纪初亲率千余福州同乡移民砂拉越的诗巫垦殖，至今当地的福建族群为主的居民已达二十万之多。黄淑琼的三叔黄乃模是北洋水师"致远号"巡洋舰第二副管带，甲午海战中与邓世昌一同殉国。

黄淑琼的姐姐黄端琼是新加坡侨领林文庆医生的夫人，林文庆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对于大陆中国人而言他更为有名的身份是厦门大学的第二任校长（任期1921-1937），在他任期内鲁迅、林语堂、顾颉刚、沈兼士、孙伏园等20多名著名学者，等于"半个北大"来到了厦大任教。黄端琼和他的长子林可胜医生曾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抗战初期出任华北红十字救护总队队长。后任中华民国卫生部长，正是伍连德曾一再推辞的职务。

黄淑琼本人随伍连德北上津京安家后除了相夫教子，自己手不释卷，最终成为作家。她的第一部作品是英文写作的杨贵妃传，由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和美国汉学家福开森作序，受到欧美读者欢迎。接下来又出版了西施和昭君两本英文传记。她的第四本中国古代美女貂蝉的传记没有完成就死于纠缠她一生的肺结核病。

她死于1937年。就在同一年里伍连德退休返回马来亚。他们的唯一长大成家立业的长子伍长庚医生在五年后的1942年同样死于肺结核，也同样死在北京东堂子胡同55号的旧居内，时年仅36岁。长庚有两个孩子存世。

伍连德的第二位夫人李淑贞在吉林出生长大，父母却是广东新会人。李夫人陪他回到马来亚，生育了五个子女，均健康长大成家立业。长女伍玉玲定居于新加坡。

2007年初我在创作马来西亚史诗大画时曾请王兰到新加坡访问过她，伍连德1911年军装胸像照片就是承蒙她提供翻拍的。伍玉玲也为林冠珍责编的王哲撰写的伍传提供了帮助。她自己编辑出版了伍连德的照片集，并于2010年为伍连德自传中文版撰写了序言。

伍连德于生前撰写的七百页英文自传曾于1960年即他去世那年由新加坡南洋学会出版了166页中文节译本，译者是徐民谋。2006年骆惠敏教授去世后他的遗孀海伦将他的中文藏书赠送给我，其中就有这一本节译本。节译本将部分句子浓缩了，语言颇有古风和南洋气息，也就是说更近似于伍连德本人的国语风格。此书用繁体字竖排，也与伍连德早年的文化环境相符。所以我摘引四段直接摹写在了我的这幅画的画面上，成为构图的组成部分。此外，我将整个构图拆分为并列的两块画布，分别有一个小标题：左幅是《丧子》，右幅是《凯旋》。

整幅画面的背景是伍连德拍摄的抗疫队伍场景。原照现存澳大利亚米歇尔图书馆莫理循档案，为全套由伍连德亲手在每帧照片背后写上英文说明赠送给莫理循的抗疫照片之一。这批照片已经由本人编入大型图册《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由福建教育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

 原照现存澳大利亚米歇尔图书馆莫理循档案

2021年7月31日记于澳大利亚悉尼邦定纳听雨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