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永玉：人只要笑，就没有输【1】
两个老头儿
黄永玉在新年画了一幅画，画好了撕，撕了再画，来来回回五次了。他请了很多人看，每次得到的都是赞美，只有他不同意，颜色不好，比例不好，细节不好。他找不到艺术上势均力敌的朋友给他提意见，画纸前只剩下老人自己做判断，一个人在画前摇头，不好，还不够好。
以前，他的第一个读者通常是张梅溪，夜里刻完木刻，两个人泡咖啡，边吃点心边看作品。接下来，他会邀请朋友们来家里看画，给他出主意，老朋友故去，这个名单越来越短。
名单上曾经还有汪曾祺，刻《海边的故事》的时候，汪曾祺看了不满意，黄永玉把里面的翘脚小男孩来来回回改了五遍。但他很早就从名单上消失了。
1997年，汪曾祺去世。那时候，黄永玉旅居意大利，女儿跑上楼，「汪伯伯去世了！」他没哭，也没说话。后来出书，写了他所有的老朋友，唯独没有汪曾祺。作家李辉问他为什么，「他在我心里的分量太重，很难下笔。」
他只认识前半生的汪曾祺，对这个朋友知根知底，见过他的父亲，一起熬过艰难的日子。这曾经是他最熟悉的名字，找曾祺看画，找曾祺吃饭，找曾祺聊天，找曾祺看他的文章。后来，这友谊渐渐变成了「听说」，听说他上了天安门城楼，听说他现在是干部了，从文表叔怕汪曾祺找不到工作，还给巴金写了信，后来才知道，那时候他已经决心投身革命事业了。
在这段过命的友谊里，汪曾祺是逐渐消失的。黄永玉被划为黑画家，朋友大半夜偷偷来看望，花匠也给他送花，让他放宽心，唯独没有见到汪曾祺。黄永玉挨了打，也没有见到汪曾祺。到最后，这个名字成为一个老人最孤独的记忆，一个无从询问的困惑：为什么在自己最黑暗的日子里，最好的朋友消失了？
他们是彼此最早的知音，汪曾祺写信给沈从文，他发现了一个小天才，「我以身家担保」，请老师帮忙找人推荐黄永玉的木刻。黄永玉想要回家乡，汪曾祺拦住了他，鼓励他留下来，「在狗一样的生活上做出神仙一样的事」。受委屈的时候，汪曾祺把沈从文对他的教诲送给了黄永玉：「做自己的事情。你有一支笔，怕什么！」
他们的晚年毫无交集，汪曾祺写给朋友的信时常提到黄永玉，「听吴祖光说」，「听王世襄说」，「听人说」。黄永玉的信写的是，「实在是想念他」，「你想念他，他不想念你，也是枉然」。
汪朗是汪曾祺的儿子，他从小知道一个黄叔叔，小时候给他画过画，被父亲一直挂在房间里，但他直到前几年才第一次见到了黄永玉。几乎所有人都说黄永玉热闹，只有汪朗说他「寂寞」，「老头儿现在挺闷得慌，没朋友了，能跟他说到一块儿去的人没了，没人跟他真的聊天。」
热闹里的黄永玉很像他的父亲。晚年的汪曾祺很受欢迎，社会活动很多，今天参加笔会，明天出去采风，还有无休无止的应酬、答谢、吃喝饭局。「老了，喜欢有人捧着，但他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热闹，但骨子里真的孤独。
他把父亲也称为「老头儿」，「老头儿一直心里都有黄永玉，」汪朗说，「只不过就是……各种原因吧，没能够像过去那么亲密，这个（疏远）他也觉得挺遗憾的。」「他对黄永玉的东西一直是在关注的，而且一直是肯定」，「但是这个事儿，他又不能去跟黄永玉解释。」
黑画事件之后，汪曾祺非常着急，想要去看黄永玉，但他的妻子不同意。她是一个小心的人，害怕出事，不允许汪曾祺和这样的人来往。这并不是汪曾祺唯一一次软弱。儿子下乡回来，接济了受迫害的朋友，这对父母的第一反应也是怕出事。汪曾祺后来写道，是儿子教他理解了什么是义气。他也试图弥补过，80年代，他登门找过他，拜访那天张梅溪关着门，不愿意出来见他。后来的汪曾祺用沉默回应这段关系，命运的十字路口上，低了头的是自己，往回退缩的是自己，失去这份友谊是他自领的惩罚。
再去见黄永玉，我看到了另一个老人的负气。他能背诵汪曾祺写过的文章，包括没有发表的作品，但他讨厌汪曾祺的晚年作品，「他是一个写小说、写散文的人，老写吃吃喝喝，炒菜做饭，好多能力他都没有发挥出来！」他说起来就生气，「曾祺后来写的，我都不再看了！」声音提高了，开始发脾气，「我的文章，曾祺也没看过！」说完他犹豫了一下，想了想说，「后来的文章，（他）应该没看，没有系统看过。」又沉默了一会儿，他问我，「曾祺看过吗？」
但汪曾祺看过。这是汪朗记得很清楚的细节，在父亲的书柜里，放着一本翻旧了的《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那是黄永玉旅居意大利出的第一本散文游记。
荒唐的日子过去了，剩下了两个老人的各自孤独。黄永玉不知道的是，他再次回国后的几乎每一场画展，汪曾祺都去看了。作为一个普通观众，默默买票进去，参观老朋友的新作。看完满腹感慨，无人分享，只能回家一股脑儿倒给儿子，教儿子欣赏黄永玉的荷花，教他看懂老朋友的用笔，「一笔到底，足见功力」。他专门去纪念堂看了《祖国大地》，一眼看出画的用心，「这种场合不好画，这么画完全压得住这种场面，大气！」给朋友写信也忍不住夸了《祖国大地》，「此公近年可谓哀乐过人矣。」汪曾祺的书房里，一直挂着黄永玉刻给他的木刻《高尔基》。
黄永玉听到这件事后，不再说话。房间里只有水池里的流水声。几天后再次拜访，一见面他就要我看新画，那是一幅淡墨荷花，题名《一梦到洞庭》。他指着上面的荷花，「曾祺看了会开心的。」
这是一朵墨色的荷花，也是汪曾祺经常画的一类主题。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墨色的，因为他只有一盒彩色颜料。「他不会用水墨浓淡，这张要是给曾祺看看，他就开窍了。他的画不开窍，他画画要是我在，讲两句给他听，他会解放，这是真的。」黄永玉说，「要是他掌握了这个，他就开心了。」
《一梦到洞庭》
这幅淡墨荷花大概是写给汪曾祺的回信。1954年，刚到北京的黄永玉拜访了齐白石，刻了一幅流传至今的齐白石木刻。这幅木刻起稿很难，黄永玉当时30岁，既没有刻过这样的人物，也不知道怎么理解齐白石。汪曾祺为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一窝蜂》，这篇文章从未发表，读者只有黄永玉一个人，好朋友用文字教他理解画家。
汪曾祺纪念馆建成，书迷们提议请黄永玉为汪曾祺纪念馆题字，黄永玉答应了，把汪家后代叫到家里拿字。和50多年前一样，黄永玉提前三天准备的菜，坐下来的第一句话是，「哪一个是小老虎？」汪朗笑着回答第一次见到的黄叔叔，「现在已经是老老虎啦！」
见到了黄永玉，汪朗觉得，父亲的人生有了很多答案。汪曾祺只抽卷烟，但他却有一个当成宝贝收起来的烟斗，现在终于知道，那是黄永玉送给他的礼物。他们去看了黄永玉的木刻展，找那幅因为汪曾祺改了五遍的木刻。他们从《无愁河》里摘出汪曾祺的段落做了剪报，那是他们所不知道的父亲的过去。
这是一段近似乡愁的友谊。而对黄永玉来说，很多名字都在时间里变得复杂。上海有老艺术家去世，电视台请黄永玉出来说几句话。草稿纸上留下了一个老人复杂的修改痕迹：「××是我在中央美术学院时的朋友」，划掉「朋友」，改成「同事」，再划掉，改成「同行」。最后落在纸上的正式回复只有短短几句，大意是相识甚浅，无从谈起。
很多名字都还能再回来，一种常用的理由是，「都过去了。」一切的确都过去了，如今所有人都是老人了。万荷堂搞聚会时，女儿拿着学生名单，一个一个跟黄永玉商量，这个人动过手，那个人砸过家里的东西，可是名单没法这么算，最后黄永玉说，让他们来吧，他们过去是打过我，但是这些人不算坏。
晚年的丁聪话越来越少，总是笑眯眯地坐在人群里，望着身边的朋友，一坐一下午。大家七嘴八舌地笑话他，「你怎么不说话了？怎么这么安静？」坐在一辈子的朋友旁边，丁聪老了，眯着眼睛不回答，直到最后才慢悠悠地解释了自己的沉默，「这就是人生哪。」
人生如此之长，黄永玉和汪曾祺最终却没有机会，坐在一起享受这份沉默。
不要扶，不要服
2021年的万荷堂空空荡荡，院子里住着年迈的「科学」，「民主」已经去世了。画室锁着门，里面的升降机前没有了大画布，门口的拳击沙袋外层晒脱了皮，悬挂沙袋的金属链生出厚厚的锈。荷塘里的荷花全败了，柳运宠偶尔跟新来的客人们讲解这里曾经的热闹，数得上名字的名贵荷花最初都种在这里，大明湖的荷花、颐和园的荷花、洞庭湖的荷花，但最后是无名无姓的野生荷花活了下来。
黄永玉依然坐在古雨厅的大桌子前，现在他需要放一台吸氧机在身旁。
万荷堂的热闹是一点一点消失的。2002年，张梅溪搬回香港，和儿子一家生活，后来的日子，有时住在山上的家里，有时住在医院。缺席聚会的朋友也越来越多，理由是老了，病了，去世了。2009年，丁聪去世。年底，王世襄去世。次年，华君武去世。黄苗子出院找黄永玉吃饭，两个人对着安静下来的万荷堂，黄永玉告诉老朋友，「现在就剩咱俩了。」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在万荷堂吃饭。2012年，黄苗子去世。
整个万荷堂只剩下了一个老人。生活开始变得不方便，院子里的石板路推不动轮椅，画室门口的门槛也成了障碍。女儿找了新房子，90岁以后，他们搬到新住处生活。
布置新家的时候，女儿决定安装能上下楼梯的轮椅，他的第一反应是用不着。受伤住院后，女儿请人夜间看护，他生气了，抗议这个决定。他走路走不稳，旁人伸手扶他，他会瞪眼睛，一边颤颤巍巍地走，一边大声反抗，「不要扶！不要扶！」
黄永玉与女儿黄黑妮
新家依然要办聚会，每天下午三点半，客人坐在他对面，听他讲笑话。他喜欢讲述一种帅气的衰老，最常讲的例子是他的弟弟。故事是这样讲的：他回凤凰老家，弟弟带他吃饭，两个人在路边等出租车，一个年轻人骑摩托车冲出来，冒冒失失地撞倒了弟弟。请注意，弟弟当时80岁了，被摩托车撞飞，弹出去一人多高，摔倒了，人没事，自己爬起来，恶狠狠地走过去，左一拳右一拳，把年轻人痛打一顿，教训他以后小心看路。打完解了气，一毛钱也没要，放年轻人走了，两兄弟继续打出租车。上车后连司机都佩服弟弟，80岁了还这么潇洒，司机一路跟哥俩打听，你们真的80了？今天不收你们的钱，我要回去跟我哥们说，80的人是怎么教训小年轻的。
这个笑话讲过很多次，赢得了很多笑声。柳运宠见证了这场交通意外，故事大致属实，只有部分细节问题：老人摔倒后并不是自己爬起来的，很多人搀扶着才站了起来，他也的确挥了拳，可每一拳都挥空了，毕竟，他已经80岁了。一个热血的老人确实存在，但他的衰老并不帅气。
真实的衰老是一种越来越具体的悲哀。老朋友住上海，临终之际给黄永玉打电话，想再见他最后一面，他在北京的电话一端急了，「你千万不要死，要死也等我来了再死。」他坐飞机赶到了上海，老朋友却已在火葬场了，人生只剩一场告别仪式。黄永玉没去参加仪式，一个人跑去停尸房，见了他最后一面。
显然，黄永玉不喜欢这种结局的衰老故事。衰老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他和朋友讨论过的，在老朋友都还活着的时候，死亡就是一个他们具体讨论过的话题，大家还专门为此聚会，畅谈死了以后怎么办。丁聪、黄苗子、华君武，都发了言。他们有的说拿骨灰种花，有的说拿骨灰撒回大海，还有人提议骨灰直接冲到马桶里，一了百了。张梅溪不同意，嫌弃骨灰会堵住下水道。黄永玉说，那就包成饺子。
他见识过朋友的衰老，有骨气的老，从容的老，就像黄苗子那样的老。当时他病了，黄永玉去医院探望，躺在医院里好几年，可他还总是笑眯眯的，在病房里面写字，看书，和朋友对诗，做完透析找人吃溜肥肠，在病床前吃涮羊肉庆祝生日。黄永玉一直欣赏黄苗子身上的从容，性格从容，宠辱不惊，自得其乐，「连害病都害得那么从容」。
人生最后的日子，黄大刚怕他受不了闲话，拔了家里的网线，不让他看到外面的诽谤。直到父亲去世后才知道，老人早早找了人接上了网线，所有的说法，他全看到了。但他此后的每一天依然过得坦荡，睡得好，吃得下，该怎么过怎么过。他指着儿子住的方向，告诉当时身边的人，「他们太小看我了。」
有一次病危抢救回来，黄苗子醒过来的第一句话是，拿笔来，要写字。黄大刚只好在护士休息室拼了两张桌子，铺上宣纸，研了墨。他发现，父亲站不住，但拿笔的手始终不抖，「根本不像一个病人写的，很霸气」，写于朝阳医院病房里的字是他这辈子最苍劲有力的作品——「万紫千红」。
这才是黄永玉能接受的衰老。小牧童老了，病了，被痛苦剥了皮，但他还要唱歌，在地狱里也要唱歌。
这一次，轮到黄永玉老了。医生跟他谈话，他一句话也没听进去。胆坏掉了，肺坏掉了，血管坏掉了，心脏上有个小盖盖也坏掉了。他喘不上来气，医生让他住院，他带着书、颜料、画笔、画纸住了进来。住了几天他就生气了，医院里怎么有这么多不准——不准熬夜，不准劳累，不准吃辣椒，到处都是不准。
他的身体变得不像黄永玉了。摔倒了要住院，感冒了要住院，只是多吃了一顿涮牛肚，痛风就犯了，还是要住院。他不喜欢医院，医生讲话不公平，只对年轻的病人说「完全康复」，老人生病只能听到「这样就挺好」，仿佛痊愈是一种仅属于年轻人的特权，一个老人总是得到另一种人生真相——办不到，再也办不到了。
回到家里，黄永玉生气了。他不喜欢衰老，一点也不喜欢。这辈子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要当侠客，要刻木刻，要画画，要写《无愁河》，好不容易把苦日子熬过去了，怎么就老了呢？老天爷办事真不公平。
黄永玉老了，这事他不同意。他开始用黄永玉的方式反对自己的衰老。摔倒伤了骨头，住院动手术，往骨头里钉了钉子。医生安慰他，人老了，不能走路很正常，做这种手术之后要是还想走路，三天之内就得下地练习，这是年轻人才做得到的事，下地练习那么疼，老人不必勉强。然而，三天之后，黄永玉站起来了，老不老他不管，他要重新走路。
家里的餐桌前挂着一副对联，他在题跋里写道，「人老不怕，就怕颓废和意志消沉。看我们今天多带劲！所以今天我写这副不对仗的对联来长长我们老头老太太的志气，什么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的混蛋话！」
这副对联写的是：
人说八十不留饭
大伙喫给他们看
上面密密麻麻的是平均年龄80岁的老朋友签名，都是北京人艺来万荷堂吃饭的老艺术家，包括时年88岁的郑榕、85岁的蓝天野（已故）、82岁的朱旭（已故）、77岁的张曼玲、72岁的吕中和徐秀林，还有从美国回来的卢燕，当时也已85岁。
他近乎赌气地想要证明，衰老偏偏可以很帅气。一个老人也可以像年轻时一样活着，还有爱情，还有友谊，还有作品，还有希望。
黄永玉98岁时作的画，上面题着「我九十八了，活该请您来万荷堂喝一杯。」
于是，黄永玉成为了北京城最年轻的老头儿。他喜欢坐敞篷跑车出门。住院醒来的半夜里，他坚持要喝一瓶雪碧。他还要给张梅溪打电话，耳朵听不到了，他们就写信。两个90多岁的老人照样要谈恋爱。他们在同一个笔记本上写下给对方的话，笔记本的边角上是卡通画，一只小狗和一只小猫笑眯眯地手拉着手。女儿在香港北京两地飞，负责给两个老人传递情书。
晚年的张梅溪忘记了很多事，黄永玉就把他们的故事写进了自己的小说里。女儿在病床前给她读《无愁河》，写到他们的19岁，写到了最初的相识，一到这种时候，张梅溪会醒过来，想起同一时期的细节。她已经没办法握住笔，本子上的字歪歪扭扭，不同段落常常重叠在一起：
我最亲爱的好爸：
我很挂念你……我十分想念你，你来这里住，好吗？……你的画，很好，我一看就知是我爸爸，爸爸你一定好好中意我吔！我们都十分中意你，挂念你！你来！！我天天炒菜给你。
今日下雨，我中意下大雨，好好玩啊！亲亲你好爸爸。
你的大头女，梅溪
然而，衰老是一条越走越窄的路，前路少有坦途，多得是无能为力。2019年，香港机场交通阻断，黄永玉困在北京。他只能这样回信给他的爱人——
梅梅妈妈：
你说这个世界好不好笑？香港今天变得这么混乱，我原本想回来看看你，都办不到了，只好等香港早一天平安，好让这两个九十岁的人见见面。
我自从摔了那一跤之后，人完全和以前不一样了，生龙活虎的人，走路都慢慢一拐一拐地了。有什么办法呢？
不过脑子和手依然灵活。要不然文章和画画都弄不成了。感谢上天。我仍然祈求老天让香港早早恢复正常秩序，以便我能早日回香港看你。
吻你！老爸，北京
这封信没有回信。两个月后，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再等两个月，香港政府实施了入境限制，又过了两个月，黄永玉接到了一则来自香港的消息。北京的家里很安静，旧烟斗整齐地摆在柜子上，小猫窝在沙发上晒太阳，房间里摆满了花，正如女主人喜欢的那样。一个人的时候，黄永玉用正楷工工整整写了一张纸条，这是他写的最后一封关于张梅溪的信：
梅溪于今晨六时三十三分逝世于香港港怡医院，享年九十八岁。多年的交情，因眼前的出行限制，请原谅我们用这种方式告诉您。
身边的人们看得出他伤心，但没有人见到他哭。他请人把张梅溪15岁的照片装在镜框里，放在每天看得到的地方。剩下的时间，他的日子还是一样，早上画画，中午写字，晚上抱着小猫，一个人看电视。
和他聊天的节奏越来越慢，故事讲到一半常常会停下来。他还是喜欢讲笑话，讲梅溪遇到小混混，俩人一起去教训他们，把人吓跑后哈哈大笑。他最喜欢讲第一次见到的梅溪，她穿着白色裙子，背对着自己，在房间里和着钢琴伴奏，唱Ave Maria（圣母颂）……
这是一个他没有讲完的故事，因为讲到这里，他就停了下来，仰头望着天花板，盯着灯光发呆，他不再说话，所有皱纹渐渐舒展开来，大概在记忆里见到了谁，最后一个人自顾自地笑，「嘿嘿！」
我是在跑万米
黄永玉最近重读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但他看的版本是自己年轻时读的《大亨小传》。他又翻出来《万象》杂志的过刊，重读了胡适。他开始找过去的音乐听，手机排行榜上都是老歌，后来我放给他一首歌，他侧过身子用还能听得见的耳朵听，听出来是《忧愁河上的桥》，第一反应是兴奋地招呼女儿过来，「妹妹！妹妹！」两个人凑在一起听过去的旋律，直到今天，他还唱得出《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When evening falls so hard,
I will comfort you.I'll take your part. When darkness comes, And pain is around,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I will lay me down.
黄永玉有很多珍藏的宝贝，他也乐于分享。他说他把自己在《诗经》中最喜欢的一首诗刻在了木头上。在万荷堂的画室里，我看到了这六块大木头，那是朋友从云南送来的金丝楠木，黄苗子也欣赏这首诗，爬上梯子直接给他题写在木头上：
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 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
这是《大雅·生民》里讲后稷的故事。后稷名「弃」，这也是一则名副其实「弃」的故事，后稷一出生就遭受抛弃，所幸每次都能得救，被弃置在窄巷里，牛羊避开他走，不伤害他，后来扔在树林里，樵夫救走了他，最后放在寒冰之上，大鸟用羽毛盖住这个孩子，保护他长大。
与他共鸣的似乎都是「弃」的故事。贝多芬音乐强力但是底色悲凉，肖邦有背井离乡的离国恨，拉赫马尼诺夫的底色是悲哀，帕格尼尼也并不是一个快乐的人。《紫苑草》讲了一种底层现实：纵然努力对抗命运，却依然负担着人生的无奈和沉重。
黄永玉说，他有很多话要告诉我，有些事现在能讲，有些事要很久之后才能讲，他讲出来不是为了发表，也不求出名。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眼睛红了，他说自己所希望的是，再过100年，至少有一个人知道黄永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没有奴性的人」，「一个没有低过头的人」。
我问黄永玉，为什么喜欢画荷花。他显然不是为了荷花的高洁而画了一辈子。「出淤泥而不染」，他一遍遍在画里题跋反驳周敦颐，「没有淤泥，荷花如何活下来？」
关于荷花，他曾经这样解释：小时候在外婆家住，闯祸后常常躲在荷塘里，一躲一下午，也顺势看了一下午荷花。他发现荷花不像君子们画的那样干干净净，真荷花里面有泥苔，周围也很热闹，青蛙、水蛇、蜗牛、螺蛳、蜻蜓，全在一块儿。他喜欢这种热闹，这是一种人生的妙。
但这一次，他重新解释了荷花。他在笔记本上画了花的解剖图，荷花杆是中空的，但它足以顶起一朵盛放的大荷花。荷花杆的内部切片里是无数个小管，整整一把圆管聚在一起，狂风暴雨过来，荷杆固然柔软纤细，但既不会断，也不会倒。它的特质不是与世无争，而是不可摧毁。它就像是沈从文画给自己的小船，在小小的波浪中也动荡不止，但是到了大浪里也不会翻沉。于无声处坚韧怒放，这就是黄永玉的荷花。
「我能忍受你想象不到的那种委屈，那种痛苦，我能忍受。不是一件事，是多少个。这一点我不讲给别人听，是我心里得意的地方。人同人之间的那些问题，受到一点委屈，受到苦，很苦的。我当天感觉有点不好受，第二天就做别的事了，不太去想它。想它一点用处也没有，真是好苦，但是这一辈子，这种苦同我的努力，同我的用功，不能比。」黄永玉说，「我是在跑万米，不像跑一百米那么好看。跑万米绕圈的，不太有人看。我就是一个跑万米的人，要是有人说我跑得不好看，跑得慢，你不必停下来说道理，那就浪费了。让这个生命远一点，跑到终点是我们的目的。」
黄永玉家门口挂着一幅工笔荷花
最后一次拜访黄永玉，窗外满是太阳，丝毫没有要下雨的样子。阳光从彩色的玻璃照进来，大黄狗和小猫一起窝在桌子底下睡午觉，黄永玉还是在讲笑话。
「『四人帮』垮台了，我那时候正在画毛泽东纪念堂的壁画，住在华侨大厦。有人告诉我，有一个人在南京跟着你们走了一路，是他报告的江青，现在就住在华侨大厦，跟我们住在一起。我说，太好了！找几个人打他！」
这时候，他的女儿拿来了一盒喉糖，他拿出一颗，递给听笑话的客人，「你吃一个糖，这个糖是我的家糖，我最爱吃的。」嘴里嚼着糖，他很开心，笑着继续讲，「这个事情现在不会有了，那个时候有机会还会动动手。」「贺敬之管文化方面的事，他打电话给华君武，说，黄永玉在华侨饭店打人了，你知不知道？华君武说，我不知道啊，怎么可以打人呢？」他模仿领导的正经口气，「华君武就打电话给我，说你打人了，有这事儿吗？我说有，他说，贺先生说以后不要再打了，这样不好。我说，知道了。」口气在这里突然变了调，笑话来了，「接着他问，哎，你是怎么打的，快讲给我听听。」
说完客厅爆发了大笑，黄永玉看着客人们一起笑。
第一次见到黄永玉，聊天中，他突然停下来问我：「如果有一天不让你笑了，你怎么办？」
他说，他已经把办法写进了一首诗里，但他脾气又急起来，要告诉我许多办法：在家里藏一本大英百科全书，把喜欢的唱片放在柜子后面，好看的书要用东西包起来藏在床底下，一个人的时候再拿出来，读书、画画、听音乐。他还花了10分钟讲解如何煮出最好吃的绿豆，拿一口小锅慢慢熬，用冷水把绿豆皮滤掉，这是他下放时候摸索出来的方法。胡同里的沈从文又一次在故事里出现了，讲到错身而过的瞬间，他一字一顿地重复着那则代代传递的经验：「要从容。」
后来，我找到了他留在诗里的办法，那是作于85岁的《笑》——
挖个洞，把笑埋进土里，
到春天，种子发芽， 长成一棵大树， 像座高高的钟楼， 风来了， 满树都响着 哈！哈！哈！哈！
2022年新年第一天，他完成了撕毁五次才画完的那幅画。这幅画悬挂在客厅里，湛蓝的天空下星星点点，家家户户亮着灯，守着一汪平静的湖水，花尽情绽放，题名《今夜》。画前题字是这样一段话：
「愿上天给人间每个人都有美好的今夜，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十年如此，百年如此，告诉子孙们，人应该拥有如今夜之权利，过宁馨如今夜之日子……比如考古学家举它对未来的某一天如今夜的观众说，这幅画是个九十多近一百岁的老头画的，水平虽然算不得高，留传至今，起码能给后人一点欢喜，告诉我们，那时候人们是如何打发日子的。」
他还想写《无愁河》，命运里像是总有一个阻力挡着，不让他写这部小说。第一次动笔是在1945年，在抗战和动荡中停笔，第二次续写是在80年代末，写满一年又停了下来。86岁那一年，他重新动笔，这次还是有很多力量让他写不下去，生病、住院、衰老、离别、伤痛，但他这次继续写，13年间写了262万字，一直把故事写到了1949年。
书里很多故事早已出现在他的其他作品里，但这里每个故事写得很细。写到少年时代见到李叔同，过去他只讲如何在他面前摘玉兰花，这一次他写的是，看到弘一法师圆寂后，回去的路上默默哭了起来。
他的心里并不是没有波澜，只是人老了，伤心是一种秘密。他和年轻时一样，听老歌会哭，读诗会哭，想起朋友时也哭，看到新闻莫名伤心了，不敢让女儿知道，躲在被窝里偷偷哭。他只能把这些说不出口的感情画到画里，写到书里。
他连人生最后的细节都想到了，到时候送去火葬场，送过去就行了，不用想着领骨灰回来，「不好分，怪累的」，他打算跟孤魂野鬼一起过，大家一起热闹。他对于死只有一个要求，「到时候胳肢我一下，看看我笑不笑，」这是他的生死标准，「笑了，我就还活着。」
活了一辈子，黄永玉只是黄永玉。这是他在《世说新语》里最喜欢的一句话：「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再有两个月，这个人就要99岁了，人生再来个一百年，结局或许还是同一样——天地不仁，白云苍狗，但管它呢，我与我周旋了一辈子，黄永玉永远是黄永玉。
（王贻芳、张新颖、吴洪亮、李庚、杨超、孟斐璇、超仁、汪朝、齐方对本文亦有贡献，感谢瞿中华对本文的帮助）
来源：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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