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关于【3】

关   于
三、关于医生朋友
毫无疑问，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是有医生的。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大多都会有几个医生朋友，一旦有病疼，方便及时请教。
封城之前，民间流言汹汹。元月18日，我向一位医生朋友询问关于“武汉肺炎”（当时就是这么称呼）一事，想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谣言。医生朋友明确告诉我：不是谣言。同时也叮嘱我：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尤其不要去医院，出门要戴口罩。
得悉医生朋友的信息，我即从元月18日起，开始戴口罩。封城后，情况越来越紧急，有一天，突然收到医生朋友的留言，内容是：“多多保重。不要出门！不要出门！不要出门！”那几天正是疫情最严重的日子。我将这个内容写进了我的记录中。
在记录的早期，我并没有怎么打扰医生朋友们。忽有一天，我收到上海一位编辑朋友的留言，说他们有一批口罩，想要捐到武汉，不知道能不能帮忙联系到接受单位。我即向医生朋友询问，但他告诉我，说他们的医疗用品已由政府负责，且说现在交通不便，接受有难度。我随即将此情况回复给了上海的朋友。好在上海那边，也已经通过另外的渠道联系好了接受单位。
在与医生朋友的交流中，知道他正在组织志愿者，马上奔赴武昌一线。那个阶段中的医生们都比较忙，我也没有再去打扰。直到2月3日，在我记录了十天之后，有不少人向我询问疫情的更多细节。我想还是由更知情更专业的人来讲解一下更好，于是我与医生朋友联系，并且告诉他说，我正在写微博，很想知道更多的武汉疫情的状况。这一天，医生朋友向我介绍了疫情不容乐观的情况，还提到“紧平衡”一词。这应该算是我第一次对医生朋友采访吧。也是在这天，我把从医生朋友那里了解的情况，归纳成五条，写进了日记。这些内容的增加，让我的记录更有价值。
我日记中提到的医生朋友最初是两位，写到一半以后，变成四位。一位是我的老朋友，许久没有联系，看到我的日记，给我打了一个漫长的电话，然后又互加了微信；另一位是新朋友，他主动联系到我。他所在的位置，基本上是一线中的一线。他的思路相当活跃，交流中，经常有一些让我脑洞大开的想法。甚至，他还引领我进入医护人员交流疫情的微信群里，使我得到获得疫情进展第一手资料的机会。他们二位的加盟，也让我从“医生朋友”处得到的信息，更加详细，也更加多样。
四位医生朋友都是各自专业的领军人物，他们来自武汉的三家大医院。因为他们不断有信息给我，我的日记写了一半之后，医生朋友出现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多。在疫情话题上，我也开始对他们有了一些依赖。
考虑到他们都在一线工作，不仅是专家，有的还是负责人，我不能随便透露他们的个人信息。我担心会给他们的工作带去困扰，所以将他们全部以“医生朋友”替代。幸亏当初警惕了一下，不然，他们全都将被我连累。现今想来，真是有万幸之感。
在将这些日记编辑成书时，我写了一个前言，其中对四位医生朋友表达了我的真挚谢意。有了他们对疫情深入的介绍和专业知识的讲解，我的记录才变得更加丰富。
重点是：
1、日记中提到的医生朋友是四位资深的专业人员；
2、直接来自一线医生的信息，难道不是有凭有据的采访实录？
四、关于二十个口罩
在对我的批评和攻击中，经常有人说我搞特权。其中一个最让人无语的“特权”是：中新社副总编、武大校友夏春平在采访我时，给了我二十个N95口罩。
我想，大约是采访过程中，我谈到了缺乏口罩的问题，又或他看了我关于缺乏口罩的记录（我写的第三篇，即提到没有口罩一事）。封城猝不及防，当时我和我的同事们，大多都没有口罩。我自己曾经为了买口罩，跑了两趟，最终只买到三个。
中新社完成采访稿，需要拍照。他们驱车来到省文联大院，顺便带给了我二十个口罩。他们走后，我即分了一半给同事（分口罩一事，我也写进了记录里）。同事一家三代被封在武汉，经常要出门购物，她比我更需要口罩。后来我的朋友也给我送了些口罩，我又送给了单位司机十个。他们在外面跑，也比我更需要这类防护用品。
大约隔了两三天，有外省给作家协会援助了一批口罩。办公室同事给我打电话时，我告诉他们，我已经有了。我的一份可以分给其他人。
如果这二十个口罩就是特权，这样的特权是不是有点可笑？何况我还分给了他人，何况我还没有要单位派分的。可悲的是，因为这二十个口罩，竟导致夏春平被举报，被攻击，被辱骂。这才真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重点是：
1、我也是受困居民，二十个口罩算是校友对我的援助如何？
2、援助给我的口罩，我也援助给了更需要的人。灾难期间，大家同舟共济，这种相互援助，跟“特权”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