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他让西方读者认识了一个丰富的中国【1】

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于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6日辞世，享年85岁。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1936年生于英国萨里郡，汉学家，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与魏斐德、孔飞力并称美国“汉学三杰”。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中国历史，并以不同寻常的讲故事方式来写历史。主要著作有《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追寻现代中国》等。

2014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史景迁说，在整个世界的版图上，中国是一个重要的、极有魅力的存在。西方人需要花长时间去消化分析他们拿到的资料。“能一目了然的东西并不存在。我们对中国的看法越模糊，越多面化，离那最捉摸不定的真实性也就越近。”

现重发旧文，纪念汉学家史景迁。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

文 / 李宗陶

序 

“这些凸起作什么用？”史景迁轻声问。

他视线的正前方，是一件商代晚期的戈父丁簋（guǐ），除了颈部纹饰，周身布满圆形小凸点，类似三千年后Tod’s鞋上的豆豆。

“纯装饰用。”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的胡嘉麟博士作答。

“Hi John, I like the steamer! 孟子常常说起它……It’s beautiful!”金安平惊喜地将史景迁引到两件蒸食器（steamer）面前：商代晚期的兽面甗（yǎn）和西周早期的南单甗。虽然已经做了祖母，金安平的声音举止里依旧可寻女学生气，那是带有台湾成长背景的知识女性所特有的。

当胡嘉麟讲到镇馆之宝大克鼎乃是周孝王近臣、一个膳夫总管铸造的，金安平忍不住又唤一声“John”，将这一照见“权势周边”的史实译给丈夫听。

史景迁在大克鼎铭文的拓印件前伫立良久。他几乎是贴在橱窗玻璃上辨识那些古远的文字。橱窗里的灯光散射在他的轮廓上：瘦削的脸庞，灰白的胡子，清亮的眼睛，仿佛古希腊赫尔墨斯的头像。

这对夫妇沉浸在庄严静谧的青铜器世界里，久久不肯离去。几天前在成都的杜甫草堂，他们也是这般流连忘返。

现实中偶尔的打断——比方在博物馆一楼遇到的这位高瘦的外国青年：“尽管冒昧，我还是想问，您是乔纳森·斯班塞先生吗？我是某人的学生。”——方能令史景迁从他的中国梦里醒来。友好地交谈，尽量满足地签名，以及幽默应对21世纪大面积出产的全球化作物：粉丝——“哦，这里发生了什么？”

史景迁作品在全球化时代的畅销，或者是对现代人粗暴对待语言的一束辩解：美好的语文是人类需要、喜爱的，并难以过时。最令他吃惊的是，在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汉语、韩语等等译本之后，如今土耳其人也能听他讲中国皇帝的故事了。

在上海的大部分时间里，史景迁不怎么说话，优游地看。那双眼睛明亮柔和，仿佛漫着水汽的温泉。他的脸上始终笼着一层梦幻之气。在充满声色的人群之外，他好像独自拥有一个时空。当汽车驶过外滩，他的脸向着车窗外，悄声说出所见：“教堂。”他说话的声音很轻，大笑也止于六七分，如微风掠过。

与他共事10年的余英时先生称他高雅温厚；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说他有独特的沉吟方式、梦呓般的讲述，尤其是历史画面出现在他脑中的时候。每当他投入一个历史题材，那里面的人就会走动发声：三四百年前满族人会在结冰的池塘上滑冰，桃花会在春日里绽放，小贩在兜售货品；有人在搭船，有人雇了一顶轿子，有人连鞋子也没得穿……甚至，那些人心里的喜乐和哀伤都可以慢慢地、慢慢地讲出来。这时候，他便像一位建筑师，或者玩拼图游戏的孩子，把那些散落在历史深处的图像连接起来、搭建成楼。

“在不同的楼层看不同的风景，”史景迁说，“如果能在底楼看见一段往事，也很好。”

他熟练地使用筷子。他在鸡尾酒调制方面的技能令他对成品的诸多细节都可提供改进方案，但他仍然彬彬有礼地向调酒师传达鼓励：第二杯比第一杯好。他至少说出三四个不同的英文词汇，来表达“令人感兴趣的”这一意思。

金安平在耶鲁大学历史系教书，研究对象是先秦诸子。她的祖父金毓黻先生是满人，一位低调的史学家。1990年代初，史景迁在收集太平天国史料时与他的同仁和弟子打过交道，听说了不少金先生的往事，“领略到某种大家风范”。

“我们在西黑文住，有一块3英亩（注：大约等于18亩）的花园，种了许多花。每次当我说，我们再开垦一个bed（注：12beds＝45英尺）吧，史先生就会很累。常常有小鹿来偷吃玫瑰，我就会训斥它们。史先生已经退休，主要是看书、写作。答应别人的要写完，交出去也不大关心销量。我们都喜欢读诗、小说，常常分享好的段落。我们也爱看电影——1935年以前的美国电影，五六十年代的英国电影、意大利电影；法国新浪潮是年轻时喜爱的，如今不敢回头再看，因为，它们好做作啊……”

金安平话音刚落，一旁的郑培凯教授（香港城市大学文化中心主任，史景迁在耶鲁的第一个弟子；与夫人鄢秀共同完成了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史景迁系列作品的重新编译）对《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说，你若写报道，应该写上：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史景迁立在和平饭店11层九霄厅的落地窗前，注视着黄浦江。这里曾是第二次汪辜会谈的所在。因为恐高，他扶着窗棂，脊背微驼。窗外，是明丽的外滩，游人如织，小艇在江面上缀着，很像青铜器馆里春秋时期那尊子仲姜盘，上面有古人捏塑的鸭子、鱼儿和蛙。

史景迁的背影深深地印在窗前，那是他看上海、看中国的角度之一。那一刻，窗内的他与窗外的世界，浑然一体。

▲史景迁  图/雍和
 

史景迁文笔之优美，状物写景之功力，在当代汉学家中独一无二。西方出版界称他为“诗人史家”——是的，子曰：“不学诗，无以言。”

看这段《康熙》中的夏日塞外：

步出长城之外，清新的空气和湿润的泥土令人为之一爽；舍山间小路，策马跃入粗犷的莽原，森林覆盖的群山起伏，犹如密密匝匝的青纱帐。愈往北行，视野愈加开阔，数百里内一览无余……虽时值盛夏，但树上有露珠闪亮，一些树叶已开始变黄，宛若深秋的景色。（马敏译）
远迈长城，水土甚佳，令人神清气爽：离开坦道，深入不知名国度；迤逦群山，蓊蓊郁郁。往极北行，视野天阔，目穷千里……至若盛夏时节，树积寒露，林叶初黄，仿佛九月暮秋。（温洽溢译）

对于“英语世界大众史学的文体家”的语言，译者说，实是难事。然而怎么译，气味都在。

史景迁出生在伦敦北郊的一个读书人家庭。1920年代后期，他的父亲Dermot Spence先后在牛津大学和海德堡大学任教，能说一口精良的德语。战时动荡，德莫特先生也在出版社和画廊工作过，编过英国小说家拉康德（Joseph Conrad）的一部作品。

史景迁告诉《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一战期间，他的外公在英国西部港口城市布里斯托尔的克利夫顿学院教书。他的母亲在伦敦上中学，迷上了法国文学。史景迁开玩笑说，蒋介石出生时其母在念佛，所以佛教对他一生有影响；他之所以与中国结缘，可能因为他出生时，母亲正读一本有关中国的书。

史景迁有两位兄长，一位是古典学者，一位是化学工程师；他的妹妹是电影制作人，同时也是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的专业译者。

史氏作品中溢出的醇厚的人文气息，令《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在专访时忍不住探究他深厚的欧洲背景，比如，他在寄宿学校11年的经历——

那是一种叫作Arizena（音）的寄宿学校制度，对英国普通家庭来说非常不错，当然不包括领导人家庭。当孩子7岁或8岁被送到寄宿学校，分两个阶段，每阶段5年，每年只在假期回家2－3次。因此老师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比父母要来得多。但同现在的教育相比，那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环境：孩子们太集中了。现在的孩子能看录像和电影，那时候只有教科书，我在寄宿学校的较高阶段仍然没有获得任何有关中国的知识。那一代年轻人，也不会对此特别挑剔或批判，因为这是制度。

当然寄宿学校鼓励人文教育。包括宗教教育，读《圣经》；学戏剧，像莎士比亚的悲剧，我们也自己演；诗歌，主要是英国诗，而那时候我对美国诗挺着迷……都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但我印象中文学多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实际上我们在13岁的时候有过一次选择，他们管那叫“13个字母（One-third letters）”，类似文理分科，选择科学和数学的可以读到其他领域的东西，我选择的始终是偏向文科这边的，读了好多英国文学和历史，也学了好几种语言（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拉丁文、希腊文等等）。但那些年好漫长，你得跟许多专心学习的孩子待在一起，他们都很用功。当我在耶鲁第一次接触中国历史的课程……我的意思是，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但我那时并不知道。

记者对欧洲人文教育的想象与史先生不经意透露的另一面的评价——某种狭窄、单调、枯燥的成分——相遇，显示出“角度”的神奇。

13岁时，史景迁入学南部的温彻斯特学院，英国最古老的公立学校之一。有一次，史景迁向魏斐德指出：1382年，温彻斯特学院在汉普郡创立的那一年，明朝洪武帝朱元璋镇压了胡惟庸的谋反，废除了宰相一职。魏斐德觉得，某种程度上，史景迁在历史研究中跨越时空的能力非常像另一位温彻斯特学院的老校友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

在温彻斯特，史景迁每周去小教堂8次，这是必修课。他常常溜进祈祷室，读那些法语或德语的赞美诗。暑假多在一个位于法国乡村的交换家庭的城堡中度过，他在漫长的下午打网球，或者在黄昏时观察蝙蝠们向着昆虫俯冲。

那是一种浸淫而非训练。什么叫浸淫呢？上博青铜器馆的保安员孙建新大抵可以解释——他在青铜器馆待久了，讲得出每一件宝物的特点、出处，还能辨识《师㝨簋铭文》上的金文。

史景迁至今感谢温彻斯特——知识的摇篮、牛津剑桥的超强预备队。他在那里勤奋学习，曾获得历史奖学金。他阅读广泛，也写诗，不过自认评论的才华甚于创作。

1954年，当他从温彻斯特毕业时，已经服完两年兵役，军衔是二等中尉——

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上百万的英国年轻人牺牲在战场上，许多家庭都有惨痛的记忆，因为它的涉及面如此巨大。二战来的时候，我还太小不够年龄，但我父亲参加了，我比较幸运地能在英格兰中部的初等学校念书。那时候英国国内爱国主义情绪相当强烈，年轻人都准备着去军队服役，离开军队后通常继续上大学。所以当我在温彻斯特念书时，参军、上大学，都已一一排定。我服役两年，大部分时间驻守在德国，那是一支由德、英、法、美组成的四国联军。然后，前进。

那两年当然是有益的一课，它让我学会在传统英国社会之外观察和思考，它会让人对责任、共同体和民主政府有期待。

史景迁随后考入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专业是英国史，尤其是宪法史。那是一段“有魔力的、激动人心也冒冒失失的”时光：他很快跻身于学校顶级文学圈子，成为校刊《格兰塔》的编委；二年级时，他被任命为校报《大学》的主编。当年同人曾这样描写他：身材细长、面有菜色、含含糊糊。他那时非常想成为一个小说家，但稍后谦虚地承认自己“无话可说”，转而写仿作，那是他在温彻斯特就擅长的。当他1959年拿到学士学位时，志业尚未清晰。

▲沃尔特·佩特

他喜欢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和李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那是一些将文学和历史出色融合的唯美主义作家；他尤其喜欢维吉妮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那是布鲁姆斯伯里派和现代意识流的集大成者。

▲维吉妮亚·伍尔芙
 

在谈及张岱《陶庵梦忆》的写法时，他提到普鲁斯特；在谈及《康熙》的第一人称写作时，他提到尤瑟纳尔的《哈良德回忆录》。此次上海之行，他又于闲聊中增益了这份作家名单：英国作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被认为是20世纪最杰出的文体家之一），尤其是他早期的讽刺小说；狄更斯对小人物的书写和简·奥斯汀语言中的机锋，都对他产生过影响。

他告诉记者，当年温彻斯特的同学少年，好几位后来成了小说家。

▲狄更斯

汪荣祖先生是史景迁著作坚定的批评者，曾在《史景迁论》中写道：“他是英国人，早年以交换学生身份就读耶鲁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这个交换项目，史景迁说，是由一个叫保罗·梅隆的耶鲁毕业生创立的奖学金，专供剑桥学生。而校史记录上，这个奖学金写明提供给“第一流的学生”。

费正清先生曾经写过那个“第一流的”年代：

1936年当我在哈佛大学教授中国史时（注：那一年8月11日，史景迁出生在英国萨里郡），我遇到了几乎是整个教学生涯中最聪明的学生：本科生白修德（Theodore White）和博士研究生芮玛丽（Mary Clabaugh）。芮玛丽是从塔斯卡卢萨（美国亚拉巴马州西部城市）的瓦萨学院毕业来学世界史的，但一听说有中国史便转向这个领域。她嫁给了哈佛另一位研究中国史的学生芮沃寿（Arthur F. Wright）。20年后，当他们双双赴耶鲁教书，芮玛丽遇到了她最聪明的学生：史景迁，一个刚从剑桥大学来到耶鲁的年轻人。据芮玛丽说，她安排了史景迁最初的学术训练，赴澳大利亚师从清史大家房兆楹先生。

而史景迁说，芮玛丽之所以结识房兆楹，是当年胡适引荐房先生及其夫人杜联喆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纂清代名人录。

从英国史转向中国史，是史景迁所作的最复杂的决定之一。回顾往昔，他说，取决于一连串的“偶然”，如果他没有被剑桥选中参加梅隆交换生项目，他不会接触到耶鲁的课程；如果两位芮教授不曾从斯坦福大学转到位于纽黑文的汉学重镇耶鲁，中国历史不会在他面前徐徐展开。

芮沃寿主要研究佛教史和隋唐史，芮玛丽以研究同治中兴闻名。“与他们交谈之后我突然意识到，探索中国史一定会很有趣。我相信一定有许多因素促成了这个暗含逻辑的决定。”史景迁留下几处言外之意，可以读取一个正在走向衰落的大英帝国的青年，对另一个遥远的古老东方帝国的好奇。

芮玛丽介绍他读瞿同祖关于中国地方政府、何炳棣关于社会阶层流动、张仲礼关于中国士绅、萧公权关于中国乡村的著作。

在最初的阅读里，他立刻就看到了人——贵族、知识精英或者地主士绅阶层，这是他在英国和中国的历史里实实在在感受到的。他们如何受教育，如何从中受益？在中国，考取功名可以做官，管理国家；而在英国，阶层的晋升更多地依赖于所拥有的土地。他比较他们的日常生活、读书授业、婚丧嫁娶、子女教育，着迷于每一处发现。

不久，他去往澳大利亚，在房兆楹家里住下。房先生是一位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杨联陞曾在给周一良的信中说：“论明清史料史事，今日当推房兆楹、杜连（联）喆夫妇。”房用一种中国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对待他。

“我对房先生的感觉难以言传，包含着敬畏、崇拜、喜爱和警醒。”史景迁在房先生的葬礼上遇到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金安平，她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读博时，也曾师从房先生。二人谈起共同的老师，金安平说，先生和风细雨、诲人不倦，史景迁说，老师在指出我的错误时可是相当严厉的。

▲史景迁与妻子金安平  图/雍和

 史景迁：他让西方读者认识了一个丰富的中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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