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汶川重聚 | 沈琴的故事

本文刊发于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19期986 悲伤之上——汶川地震十年

文｜吴琪

如果再相见

列车向都市密布的楼宇，箭一般地告别。高铁离开成都犀浦站，车窗外，街景似时光穿梭机中的画面，快速后退。

车窗映衬着乘客向外张望的脸，玻璃神奇地将人脸与窗外的景色重合起来，仿佛我们这些乘客，不巧正是时光的看客。2018年4月21日，因为要做汶川地震10周年的报道，我再一次踏上了前往汶川的路。

10年前，在匆忙慌乱中见过两次的人，如果再次相见，会立刻认出彼此吗？

天地倏然扁平而开阔，云层低回，树木清香，都江堰到了。如果说成都是一个脸盆的盆底，都江堰就是盆底刚刚往上开始爬升的部分。2008年夏天，我和沈琴两口子约在都江堰的南桥，这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当时地震过去大约一个月。

都江堰的水流裹挟着雪山的气息，眼睛、面部都能感受到这清爽凛冽（张雷 摄）

沈琴20多岁，脸庞清瘦，眼睛很大，神情凄然。她瘦瘦的丈夫高科，衣裤辨不清颜色，像一只受伤的黑猫一样，弓着背，离沈琴身后大约一米左右的距离，默默地站着，一言不发。他俩在地震中死里逃生，他们所在的映秀镇，不幸地成为汶川8级大地震的震中，户籍上的1.2万多人，剩下不到一半的人口。沈琴的公公婆婆和2岁多的女儿，被写进了映秀镇遇难的6566名同胞的名册里。两口子一路从映秀走到都江堰，穿着好心人给的衣服，有一顿没一顿地填饱肚子。基本的物质生活尚有保障，但是没了父母和女儿，那种孤儿一般痛楚却隐忍的眼神，让人无从安慰。

南桥是都江堰一座充满休闲气息的廊式古桥。见面的那天是个大晴天，桥两侧的河道边，坐满了打牌喝茶的人。阳光打在他们脸上，轻松怡然。如何面对"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的日常，我们都没有经验，有些无措。沈琴的眼睛看着地面，轻声说，她和高科准备去雅安打工，"走一步，看一步吧"。

没过多久，沈琴弄丢了手机，失去了我的联系方式。一直到大约三四年前，我在北京的家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去映秀旅游过的男性，说："有个你在地震中认识的朋友，她一直在找你。她说你救了她的命，我答应了她，回到北京后帮她找到你。"我头脑里突然浮现出沈琴的样子，很模糊，又觉得很亲近。打来电话的人说，沈琴在映秀地震纪念馆做讲解员，很容易找得到。她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她说，她过得挺好的"。

放下电话，我奇怪地开始抹眼泪。与沈琴两口子相逢的第一幕出现在眼前。那是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2008年5月14日的傍晚，太有劫后余生的意味。我只是一个外来者，和我的同事李翊一起，当时通往汶川的所有交通都中断，我们天亮徒步从都江堰出发，翻过一座山之后，沿着垮塌的213国道，与路上偶遇的寻亲人凑成了一个临时队伍。走了十来个小时，到达震中映秀镇。一路上，我们陆续遇见从汶川各个乡镇跑出来的灾民，唯独没有映秀镇的。在成都我们尚有手机信号，得知映秀是震中，到了都江堰很快没了信号，一路往里走，同行的当地人就在说："怎么没有映秀出来的人？看来映秀受灾太重了，太重了！"

沈琴后来说，我和同事这一拨队伍，是她在灾后见到的第一批外来者。实际上几十人的先遣部队在我们之前到达，只是这点人力，很快淹没在灾民中。在地震之后满目疮痍、缺水缺食的现场，我作为一个记者，前所未有的无力感不断袭来。

映秀漩口中学地震遗址（黄宇 摄）

映秀镇早已看不出平日的面目，到处是垮塌得不成形状的房子。没有大型机器，人们徒劳地用手或铲子在废墟里扒拉，希望能救出亲人、朋友、孩子们。我碰见沈琴两口子，记忆最深的是地震后昏暗颓败的场景，还有他们满面尘土的悲伤。我有一种误闯某个电影中战争场景的错觉，而对沈琴两口子来说，灾难把家园变成了战场，瞬间什么都找不到了，老人没了，孩子没了。家里的一层整个陷进了地里，只有一楼挂在阳台上晒小袜子的晾衣架，还能从缝隙里看到。

后来我比他们早些离开映秀。按照沈琴的嘱托，我一到了有信号的地方，赶紧给她在重庆老家的父亲打了电话，告诉他，女儿女婿还活着。

几年之后，沈琴托人带来口信，她对别人说我"救了她的命"，我听得十分沉重。我觉得自己根本没做什么，只是倾听，以及不知是否得体、有用的安慰。她从地震中只带出一部手机和105元钱，第二次我约她在都江堰见面，除了想看看她情绪怎样，也给了一点小小的资助，希望她能度过最困难的时期。

沈琴传来消息，我感到高兴，却发现似乎缺乏勇气与她再联系。我对沈琴两口子的记忆，还停留在他们人生最低谷的阶段。悲痛的感受就像冰块一样，我犹豫着要不要去让它解冻。这时候我自己做了母亲，女儿3岁左右，正好是沈琴女儿遇难时的年纪。我怕自己一开口就是哭腔。

当自己有了孩子之后，才会明白：有些伤痛，根本就不可能承受。

讲解员沈琴

一路上，我努力回想着沈琴的模样。10年前，在匆忙慌乱中见过两次的人，如果再次相见，会立刻认出彼此吗？

按照出发前的计划，我想坐车走一遍2008年从都江堰徒步到映秀的道路。但是很快我就发现，交通的变化已经太大了。新建的都汶高速，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原本沿着大山修建的213国道。当年我们徒步十来个小时的路，变成了高速路连起来的16公里，开车不用半小时。

这种变化，也极像汶川在地震后命运的一种隐喻。

映秀镇隶属于汶川县，汶川县又隶属于阿坝州。在地震发生前，阿坝州因境内的黄龙、九寨沟和四姑娘山而闻名，汶川只是游客们的途经之地。"5·12"地震刚发生不久，"汶川"这个地名传遍外界时，很多人不得不翻地图去了解这个陌生的名字。如今从成都到都江堰，高铁只用22分钟，10元钱。离都江堰不远的汶川，也被大大拉近了与外界的联系距离。

"5·12"地震的震中不像外界最初估计的那样，发生在深远的大山里，而是整个阿坝州距离平原最近的映秀镇。从都江堰高铁站出发，我感觉自己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就被车载到了映秀。一群穿着民族服装、花红柳绿的女性围了过来。

沈琴长胖了，变白了。化着妆，唇红齿白。她也穿着桃红底色、领口黄底绣红花的长衣服，腰上围着一片黑底红花的围裙，是羌族的节庆服装。听地震纪念馆的同事说我在找她，她很快便寻了过来，眼神熠熠。

是她吗？是她。但与记忆中的又不一样。除了长胖，我想，是一种生命的神采回来了，注入了我印象中灰暗的脸色里。我们说了没几句，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沈琴说："我一直在找你，我只要带北京的客人，就问他们能不能找到你。"在地震中相遇的人，仿佛有了一种老朋友的情谊。见到我，也是见到了她的伤心往事。10年前的灾难，平日里不去碰它也还好，一旦用情感去融化，那种悲从中来的感受便涌上来。

本刊记者与沈琴夫妇合影

沈琴带着我，一起看看现在的映秀。她赖以为生的讲解员工作，正是一次次带着外来游客，参观映秀的地震遗址。灾难的伤疤，成了这里最显著的标志。这让人感觉有些困惑，他们作为各种隐痛的亲历者，却需要一次次去讲述最让人伤心的时刻。沈琴说，一开始情感上有些接受不了，但是讲多了，也就好了很多。

在映秀的重建中，到底要保留多少遗址，要不要以旅游业为发展方向，曾经有过多次争论。映秀由广东东莞市对口援建。被当地人称为"东莞三剑客"之一的援建工作组的陈志标回忆道，专家们希望多保留遗址，但是当地人不愿意。当地人希望今后以旅游业为生，可是如果不加入地震的元素，汶川将仍旧只是九寨沟、四姑娘山这些景区的路过之地。新建的高速公路，更加方便了游客从成都奔赴景区，映秀如果要打造自己的特点，让游客们特意过来看看，绕不开"地震"两字。

2012年沈琴开始当讲解员，她接待的第一拨客人，是清华大学的两位教授。他们像那几年的多数游客一样，想看看"5·12"地震留下的印记。"他们对人很和善，说着聊着问到我家的情况，我一下子就受不了了，哭了起来。"

两位感到抱歉的教授参观完了，给了沈琴两个建议：一是考个导游证，这样以后就业更有保障；再一个是离开映秀，因为这里保留下来的地震痕迹，对亲历者来说，太沉重了。

的确沉重。漩口中学保留下来的五栋楼房，像压在人心口上的几个大铅块。即使是在门口高声喧哗的人群，进到这里，也沉静了下来。

"深切悼念四川汶川特大地震遇难同胞"的黑色大字，替代了学校的招牌。走进学校，迎面而来的便是原本五层楼高的主教学楼，成了一堆看上去只有两三层楼高的废墟。"你看到的这个石刻的破裂的钟面，是有来由的。大楼里高二（3）班墙上的钟，被发现时，停留在地震的那一刻。设计师把它做成了石刻的纪念碑。"沈琴说，还有19名老师和孩子，压在主教学楼之下。每一栋楼房，都有没法营救出来的人。"每年清明和'5·12'那天，家里人会到这里来烧纸。"断裂的水泥柱子，露出十几股粗大的钢筋，像被巨人之手扭曲过。漩口中学的教学楼建于2006年，算是地震前相当新的公共建筑。

保留下来的几栋楼房，有教学楼、学生宿舍、实验大楼等，坍塌倾斜的姿态各不相同，这也是把地震遗址选择在此的重要原因。其实从死亡人口的比例来说，漩口中学死亡的师生不到5%，几乎是映秀镇伤亡最轻的地方。整个镇子，一半的人失去了生命。

我问起沈琴的儿子，她说快7岁了。"孩子偶尔会问起，怎么我没有爷爷奶奶呢。我没有多说什么，我就说：'你抬头看看天，爷爷奶奶在上边看着我们呢。'"泪水又涌了出来。

漩口中学地震遗址旁，建有汶川青少年活动中心、汶川大酒店等公共设施，宣传栏里展示着映秀镇在地震前后的对比、重建。从这些图片来看，大自然瞬间山崩地裂，剥夺了一切。重建的人们如愚公移山一样，如鸟儿般一点点衔泥筑巢，把被撕烂的生活，慢慢缝补起来。

新镇子除了漩口中学的地震遗址，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了。一排排三层小洋楼，排列在高山河谷间珍贵的平地上，杜鹃花开得正艳，四野清脆。

对安全的担忧，始终萦绕着劫后余生的当地人。在我们看来清秀养眼的高山，给当地人留下的是阴影。沈琴形容那种心理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她说起"5·12"之后，四周的山震得比较松垮了，也发生过几次较大的余震。有两年的夏天还爆发过大的泥石流，他们被紧急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后山上。站在镇上，抬眼就能看到汶川地震的震源点——牛眠沟，高山上一片白色的伤口。

重建后的房子，安全性能是最重要的考量。住房的抗震烈度都达到了8级，学校和医院这样的公共建筑，抗震级别更高。小洋楼的开间都小，一层四五十平方米，分成两间房。公共建筑的开间相对大，采用了新的防震技术——防屈曲能支撑，受压时不会屈曲，能够保持弹性。按照重建时的规划目标，映秀"要建成一个温馨舒适、有浓厚藏羌民族特色、有抗震博物馆的旅游名镇"。

重建的民居是一排排三层小洋房，抗震设防烈度达到了八级（黄宇 摄）

最近几年，余震少了，沈琴和亲戚朋友们对安全的担忧似乎慢慢缓解了。这与他们对待逝去的亲人，情感上的节拍是一样的。头几年，大家就像有默契一样，谁也不会提那些亲人。但是这几年，似乎都缓过劲来了，终于慢慢有了一些勇气，能够偶尔提起。

一家又五口

沈琴见到我时，马上打电话通知在家的高科，准备晚饭。傍晚，她带我和摄影记者来到家里，见到了喜气洋洋的一家人。高科剃了光头，反而显得整个人亮堂、明快。虽然生性腼腆，说不出动感情的话，但一直咧着嘴笑，在厨房里忙得叮当响。一个矮个子老头走出来，直呼我的名字，一字一顿地说："2008年5月15号，是你给我打的电话，我一直都记得。"原来是沈琴的爸爸。2011年沈琴怀孕后，映秀镇重建的房子也修好了，分散各地的人们搬了回来。沈琴的父母也从重庆搬过来，以一种深沉又琐碎的爱，操持着一家子。7岁的洋洋像爸爸一样，有些内向，也有着男孩子的好动调皮。

我在都江堰看到的劫后余生、孤苦无依的两口子，又变成了挤得满满的一家五口。时光剥夺掉的，又靠着时光，重新填补整齐了。除了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起死回生。

酒足饭饱，沈琴说了些平时不怎么说的话。她半开玩笑地看着高科，说："地震后，他家亲戚担心我跑了呢。他什么都没有了，房子没了，人没了。"政府给大家每月补贴一些生活费，鼓励他们"投亲靠友"，因为映秀完全成了废墟，重建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沈琴和高科到雅安打工卖手机，她想怀孕，但医生说她两侧输卵管都严重堵塞，怀孕概率只有百分之几。沈琴说，她劝高科跟她离婚，高科不干，就像沈琴没有离开他一样。

趁着高科去厨房，沈琴压低声音说："他失去了至亲的三个人，我怎么会离开呢？头两年夜里，他有时候身子猫在那儿哭得发抖，没法说……"沈琴见到与女儿一般大小的孩子，在大庭广众下也能哭出声来。一直到意外怀孕，情感得到极大的安抚，"开始觉得有希望了。我这么小的怀孕概率，居然又有孩子了，已经很好了"。

她说，之所以重新回到映秀，也是考虑到高科在这里有回忆，还有亲戚朋友。他家垮掉的房子，虽然那一片变成了一个大茶馆，高科依然能清晰地指出原来的位置。如果跟着她去了重庆老家，那他就真的什么也没有了。

高科从厨房走出来，重新加入我们的谈话，沈琴笑眯眯地看着他说："我家高科，变化很大，真的很大。原来他爸妈很宠他，他整天打游戏，我们在镇上开个网吧，他不爱与人交往，不怎么操心事情的。"现在的高科，如我们看到的一样，忙着照顾家里人。高科平时开货车挣钱。沈琴说，开货车是多劳多得，高科为了让她们娘俩过得舒服些，起早贪黑。"我家高科，真是成了特别懂事的一个人。"

沈琴一家（黄宇 摄）

沈琴的家，和映秀镇其他人家一样，是靠抓阄抓来的房子。沈琴没抓到主街上的门面房，做不了客栈或餐馆生意，就干脆不考虑靠房子做生意。重建的房子，是三方一起重建的：既有国家资金的资助，也有对口援建的广东省的资助，老百姓也要按770元/平方米的价格出资。沈琴家住了好几年的清水房（毛坯房），直到去年，攒够了钱，把家里装修了。

沈琴的房子挨着幼儿园和小学，她自我安慰般地唠叨，重建的时候把最安全的地方给了学校，"所以我家就图个安全吧"。新的汶川县映秀小学，校名下方写着"深圳证券界捐建"的字样。幼儿园也融入了援建单位的名字，叫作"中国中铁映秀幼儿园"。所以如今映秀的道路，为了纪念东莞的援建，多了"广东大道""东莞大道"这样的名称。

在这里，地震是一重历史，变成了漩口中学的遗址、变成了牛眠沟的爆发点；重建也是一重历史，变成了"深圳证券界捐建"，变成了东莞大道，变成了靠特殊党费新建的中学——"七一学校"。沈琴和高科或许没有意识到，他们与援建者一起，都在塑造着被铭刻的历史。

从外观来看，幼儿园和小学建得漂亮，操场的设施也很先进。在我们见面不久，沈琴就提到要不要离开映秀的困惑。她也想过像一些朋友那样，把孩子送到都江堰的小学去寄宿。高科坚决不同意，沈琴也就很快打消了念头，他们不舍得错过孩子成长中的任何一个阶段。而新的映秀小学，硬件和软件都不错。这里的义务教育，一直管到孩子高中毕业，这是让沈琴安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学校操场有着标准的跑道，二楼外的走廊特别宽大，并且直接向外通往一楼操场。这意味着，学校的逃生通道建得非常充足。每学期的防灾演习，是学校里的一件大事。比搬离这里更现实的，是建起牢固的房子，是教人们学会怎么与灾害和平相处。

沈琴提醒我说："你看小学里树的那块碑，上边写的是'所有生命都精彩'。不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所有生命都精彩'。"对于在地震中失去了225个孩子、27名教师的映秀小学来说，看似平淡的一句话，实则意味深长。

那些名字，从未忘却

"人家该帮的已经帮过了，总是得靠自己，过日子还得靠自己。"第二天，沈琴带我们去213国道对面的山上，看看"汶川大地震震中纪念馆"和"5·12遇难者公墓"。聊起生活状况，沈琴说，心里还是满足的，生活总要向前看。

汶川大地震震中纪念馆（黄宇 摄）

一边说着，我们一边往山上爬。沈琴说到山上的村子，有一户是高科的表姐，在地震中失去了12岁的女儿。表姐还有一个大儿子，她年纪不小了，仍然倔强地又生了一个孩子。每天她都在公墓旁支起摊子，向游客卖些纪念品。说着说着，表姐出现在眼前，沈琴和她都笑眯眯地打着招呼。悲伤是一件隐私，难以让人当面提起，这些经历过的人，才互相懂得。

沈琴说地震过后，他们曾去抽血验DNA，政府希望能够确认各个遇难者。但是遇难者太多了，大灾之后怕有大疫，所以救援结束后，部队在山上一层一层挖公墓。"那些天，人就像小猫小狗一样，一层石灰一层人，给埋了。遇难者无法一一确认，大家只是说着，这一堆是小学遇难的孩子们，那一处可能是某个村的人。"

我问起，有没有把遇难者的名字一一刻下来呢？沈琴没有直接回答。一直爬到公墓前，"逝者安息、生者坚强"的字迹映入眼帘，一枝枝菊花放在长排的土堆上。我突然有些理解沈琴说的，对现在的生活感到满足。比起那些连生命都没有保住的人，他们这些未亡人，既痛楚，又觉得，没有什么值得去抱怨的。头一天晚饭后，她向我们感慨道："活下来太不容易了，更何况我们还好手好脚的。"

遇难者的名字，连同他们的出生年月，一个个竖排地印在土堆外的石墙上。沈琴说："你们不认识这些名字，可能没有太多感觉。我们认识这些人，感受不一样。"她指着并列的三个名字，用双手好像要环抱住："这是一家三口，是我们的好朋友。你看孩子是2007年出生的，还不到一岁。两口子是开童装店的，他们如果要跑，应该是来得及的。被发现的时候，两口子护着孩子，都没跑出来。这就是父母。"我们沿着公墓，慢慢看下去。沈琴轻轻说了句："我家的，在第三排。"她不再带我们细看公墓，她绕开了。我发现，她从来没有提过她女儿的名字。

逝去的亲人，在她心里从未远离。有些伤痛，仍旧不能触碰。怎么面对失去、怎么面对获得，在目睹死神之后，如何感知活着的意义？她和所有亲历者有着我没有的感受，有些能用言语表述，有些不能。有些她们愿意说，有些不能。

沈琴虽然是讲解员，但是无须带客人看公墓。她说，政府也知道，不应该让大家感到伤痛，所以讲解的内容不包括公墓。她自己很少上山，很少到这里来。

从山上下来，再看看绿意盎然的簇新小镇，那些原本琐屑的闲话家常、与亲人肩并肩的行走、一家有老有少的吃饭，让人都不敢说，这很平常。它们极其珍贵，只是我们一般人发现不了。失去过的人，恐怕比我们多一只眼睛，多看到一层空间，多发觉一重意义。

映秀镇希望把自己发展成集党性教育、应急管理和生态旅游于一体的小镇（黄宇 摄）

沈琴说，她原本是心大的人，但是对于现在的孩子，在他生病的时候，她整晚守在旁边，合不了眼。2016年她考取了导游证，开始频繁地外出带团，一连几天回不了家。但是只要回到成都，哪怕很晚，也要打滴滴顺风车回到映秀。"夜里两三点到家是常有的事，但是回来了就好，多待一会儿也好。"

沈琴过得比以前辛苦。或者说，明白了责任和生活的不容易之后，她选择过得更勤奋。她的父母也闲不住，在路边租了两个摊位，向游客卖纪念品。

"现在我们的硬件是不错，但是家家户户开门面，游客的数量要养活我们所有人，目前还不够。"地震之前，映秀镇户籍人口有1.2万多人，还有4000来名外来人员，在这里的电厂、铝厂、通信公司工作。当地人往往不用出门，就能找到打工机会。沈琴家当时开个网吧，生意不错。地震后，映秀镇人口只有6000多人，工厂集中到了工业园区，当地人的所有商机，都变成了做游客的小生意。

比起以前，映秀的硬件大大发展了。这个小镇汇集了17亿元的资金，参与规划设计的个人和机构包括贝聿铭、吴良镛、何镜堂、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北京市政设计院等等。沈琴一家人意识到，硬件虽好，自己还是要努力寻找新路子。目前映秀的游客还不够多，所以沈琴只是偶尔做讲解员，这两年将更多精力用来做导游。

春天来了，沈琴的生活节奏也变快了，这次她比我先离开映秀，风尘仆仆带团旅游去了。她说，准备明年换一辆好点的车。6年后儿子小学毕业，他们争取能去都江堰买套小房子陪孩子一起读中学，生活就很好了。

分别的时候，沈琴说："你别再担心我了。你来了，都看到了，我不是过得挺好的嘛。别担心我了。"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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