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探索与邂逅—我的2020阅读书单
| 2020年是特别的一年，这是我在今年值得聊聊的十本书 我相信在所有2020年的年终总结开头，作者都会不能免俗地先提一句："今年是特殊的一年。" 它确实太特殊了，特殊到连一个人的阅读习惯都会发生微妙变化。在疫情期间，我居家的时间大幅增加，所以外出的欲望空前强烈。尤其是思维，经常迫不及待地跳跃而起，试图越过某种看不见的藩篱。没办法，肉与灵之间，也要遵循基本的能量守恒，此消必然彼长。我经常在清晨站在阳台上，凭台远眺，望远山的轮廓，数飞鸟的影子，渴望背起行囊一步迈过地平线去。于是在2020这个特殊的年份，我的身体被牢牢禁锢在家中，灵魂却鲁莽地离家出走。 这种渴望突破某种边界的心态，同样映射到了阅读的选择上去。 从前因为惰性和惯性而画地自牢的阅读习惯，籍着身体的束缚，反而有所拓展。这一年我读的书，或多或少都带有一点探索的性质。这里的"探索"是文学意味上的，要么是前所未见的题材，要么是前所未见的文体，要么是推翻旧有认知的新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至少在某一个维度上，让我体验到了一场始料未及的邂逅。 照例说明一下。这十本书有新有旧，不只是在2020年新出版的，只是我和它在这一年恰好邂逅。这也不是什么2020最佳十本，而是十本我认为值得聊聊的书。 1《日本侦探小说与大连关系之研究》
这本书是我在中图网的涿州库房里看到的。当时它孤零零地蜷缩在书架最下层的角落里，朴素到几乎不存在似的。我有个习惯，逛书架喜欢弯下腰扫视最下一层，这一层往往堆放的都是不为人知的冷门书，往往藏有遗珠。我家里很多本小书，就是这么被发现的。 我瞥到这本书的第一眼，忍不住大笑，招呼同伴过来看西洋景。什么玩意？日本侦探小说和大连的关系？作者这是生拉硬拽、没话找话吧？出于猎奇的目的，我把这本书扔进了购物车。在返程路上的垃圾时间，我想闲着也是闲着，看看这书有多奇葩吧，结果一翻开就停不下来，内容简直可以用精彩绝伦来形容。 在这本书里，作者锁定了一个极其独特的文学细分领域：日据时期大连的殖民地推理文学。 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整个关东州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大量移民从日本来到大连。他们的后代自幼便在这里成长，其中涌现出了一批推理小说作家。比如鲇川哲也、大庭武年、石泽英太郎、楠木诚一郎等。这些作家对大连有着特别的感情，创作了很多以此为背景的殖民地推理小说。 这些推理小说作家，在日本文坛并不算特别知名。这些侦探小说，在推理小说史上也不算特别经典。不过这本书的研究重点，并不在文学价值，而在文本中展现出的大连殖民地时期风貌，以及日本人看待大连的复杂心态。 众所周知，文学是最能表达时代人心的方式。读《乱世佳人》，可以感受到美国南方人对失去的旧时光的不甘与眷恋；读《儒林外史》，可以感受到读书人对科举功名的痴迷。哪怕是追网文，从早几年流行的杀伐果断到最近盛行的苟且偷生，也能嗅到年轻人的一丝微妙心态。 从这些侦探小说，我们同样可以读出日本人对大连的观感。首先，他们把大连视为东方的巴黎，有一种近乎膜拜的情绪，觉得跟逼仄的国内相比，大连实在太美好了。书中引用了一个日本诗人的诗句："眼睛瞪得溜圆/啊，深舒一口气/微笑浮上脸庞/怎么会有这么美的都市？/抛弃家乡而来太好了/初次踏上大连土地的日本人/谁都这么想。" 但与此同时，他们内心深处对于中国人的鄙夷，却是挥之不去。大连在日本人眼里，分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光鲜亮丽的市区，一个是中国人聚居的满人街。在日本住民眼里，满人街简直就是光怪陆离的魔窟，是附于大连身上的病菌。 这种两元心态，在大连背景的侦探小说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说大庭武年的代表作《小盗儿市场杀人》，讲"我"在日本谋杀了自己的妻子，为了逃避一个目击者无休止的讹诈，申请移民到了大连。可目击者追踪而来，我被迫无奈将其骗到小盗儿市场，哄他换上中国人的衣服，将其杀死在暗娼胡同里。因为那是魔窟，不会有人关心一个中国人的死亡。当然，最后因为一个巧妙的破绽，警察把我绳之以法。 "小盗儿市场"是大连的一个中国人市场，最早这名字来源于赤间骑风的《满洲马贼》，说"马贼和小盗儿是满洲的名物，小偷市场无论在奉天还是长春、大连，大体都有"。大庭武年一方面描写大连的繁华与摩登，一方面把小盗儿市场描摹成一个类似九龙城寨的犯罪盛地，凸显其恐怖与神秘。日本人对大连的心态，从这篇作品里可见一斑。 当然，除了这种追求刺激的推理小说之外，也有很多视野更为广泛的大连题材作品。比如石泽英太郎写过一篇《烟囱》，背景是45年日本战败苏军进占大连。讲的是大连电力公司发生一起神秘的密室杀人事件，牵扯出了灰心丧气即将返国的日本人、意气风发的苏联人以及压抑多年不再隐忍的中国人之间的一段复杂纠葛。里面的诡计，紧紧贴合着那个时间点上不同国民的心态变化，相当有意思。还有楠木诚一郎的《满洲侦探大连之柩》，是以大连的名侦探草壁新生为主角的系列小说，从一桩谋杀案开始，牵扯到了张作霖刺杀事件的历史大阴谋。 限于时代，这些充满问题的侦探小说不可能在国内出版。本书的作者花了三年时间，自己去日本书库里爬梳资料，通读并翻译了小说片段，汇总结成这么一篇论文，实在令人钦佩。 借助作者的努力，我们能从一系列日式殖民地推理小说里，看到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大连形象。在日本人眼里，大连这个新殖民都市充满了最美好的幻想，同时又叠加了中日文化冲突的偏见与歧见。这种文学对于历史的补充，填上了我对那个时代认知所缺失的一环。 2《大河尽头》《猴杯》
说来惭愧，我对马华文学了解得非常少，基本没读过这一分类的任何作品。所以我一直疑心，我在阅读李永平的《大河尽头》与张贵兴的《猴杯》时的震撼，是否源自于一种刘姥姥逛大观园式的大惊小怪。我必须诚实地表示，他们展现出的中文写作方式让我大开眼界。 任何文学都可以简单地分成"根"与"叶"。"叶"是作家自己的天赋，而"根"则是他们生长的文化背景。这是一种很难给出定义的感觉。读者总能从枝繁叶茂嗅到根系的味道，并准确为作者打上一个标签。阅读《骆驼祥子》和《百年孤独》，无须评析或考辨，我们仅凭文字就能追溯到根系的不同源头。再比如赛珍珠的《大地》与高罗佩的《狄仁杰探案》，即使写的是个百分之百的中国故事，读者仍能觉察到作者的根系来自西方。没办法，这是血缘，这是传承，这是无可隐藏的文化基因。 而我在阅读李永平的《大河尽头》与张贵兴的《猴杯》时，却短暂地陷入了一种认知混乱。两个人的故事与文风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是地道的中文，可呈现出的文化根系却不太一样。 《大河尽头》写的是一个华人少年跟随父亲的情人沿着婆罗洲第一大河卡布雅斯河的探索；《猴杯》则是讲一个砂拉越的华人老师寻妹途中与达雅克人之间的故事。两部作品都成功地营造出一个充满乡愁与灵幻的世界，可这个世界是在中文传统视野之外的东南亚。它们的文笔都带着自然生长出来的浓烈情感，饱浸着南洋特有的味道，带着咸腥，带着热带的炽热与粘腻，文字繁复密集，内中鼓荡着一种蓬勃狂野而未经修剪的生机，一如南洋无处不在、疯狂蔓延的植被，蔚为壮观。意象和气势别具特色，超出经验之外的妙喻巧思随处可见。 不妨摘录两段文字来看：" "办公桌玻璃垫下有一幅婆罗洲地图，苦梨状地形占据整个桌面。四周沿海的绿色区域是平原，中间几只黄褐色蜈蚣是山脉。雉一声不响趴在桌上，头枕着山脉胸贴着平原，两手深入爪哇海和苏禄海，闭上眼晴小憩。嘟嘟嘟、嘟嘟嘟，上课钟声打呼般地响了，学生涌人教室，吵闹的杂草长得快，死得也快，校园变成一座大陵墓，偶尔传出台上老鬼啾啾教海和台下小鬼尿滴般的朗读。沉静的脆芽又慢慢滋长。雉听见平原上野猪群的蹄响，亚口鱼在浅滩啄水藻，山丘上长臂猿的吼叫，河水哗啦啦流过人胆猪心状石块。那小河在婆罗洲东北角，流经他的太阳穴。"——《猴杯》 "桑高，卡江大沼泽尽头丛林边缘一个镇甸，白天乍看虽不怎么起眼，甚至有点荒凉，毒日头下昏昏欲睡，街上冷清清，连那几条彪悍的婆罗洲黄狗也都趴在日影里，窝蜷成一团，伸出猩红的舌芯子只顾恹恹喘息，可向晚赤道的日头才沉落，天刚入黑，就像长屋的巫师念咒作法也似，整座城镇登时变了样。你看这位"达勇"多威风，头戴黑鸡毛冠，满脸擦着血污，赤条条伫立长屋露台祭坛上，口中喃喃念着，手里煞有其事地比划一番，忽地将手一挥，往空中泼洒出一滩热乎乎的公鸡血，看哪，落红漫天淅淅沥沥，夕阳下整个桑高镇蓦地迸冒出千颗万颗无数颗人头，男女老少汹涌翻滚，拥塞一街。各色各样五花八门的头颅：黧黑的，铜棕色的，大花脸满腮刺青的，长长的两只耳朵悬吊着一对大铜环的……月下街上，满坑满谷的人头攒动中，你看见东一根西一双，甩啊甩，飘荡着普南姑娘们那乌溜溜油光水亮的麻花大辫子，蔓街烟雾中忽隐忽现。灯火弦月，人潮鬼影。这阴历七月上旬的夜晚，陆达雅克人、怕生的普南人、骁勇的加央猎人和伊班战士全都走出丛林。"——《大河尽头》 不需要细细分辨每一句，而是从整体去感受那种扑面而来的澎湃芜杂。这就是我认知错乱的根源，明明是以中文写就的作品，但沿着文字的根系探索，最终的落点却深深植在那一片陌生的炽热土地上。看来中文的边疆，比我想象要宽广得多。 不过作者毕竟是华人，所以他与源头之间，终究还是有一条隐隐约约的丝线连接。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读一下李永平在简体版写的序言，上来第一句就是："祖国！这一声可叫得好艰苦，好心酸。终于可以在神州大陆——我母亲的土地，我的homeland——堂堂正正地出版我的小说，透过我的作品，跟久违了的、可以说素昧平生的姐妹兄妹们见面。别来无恙，祖国。这一声，固然叫得很艰苦，心酸，但在内心深处那个旮旯角落，压抑了长长的六十个念头，现在，终于可以大声地、光明正大地喊出来，感觉可真好。" 3 《被统治的艺术-明代卫所与生存之道》
自从写了《显微镜下的大明》之后，我对于切入历史底层的琐碎研究充满兴趣。我们不妨换位思考一下，设若几百年后，历史学家想要了解这个时代，那么该如何搞清楚"打工人"、"校园贷"、"车牌摇号"和"健康码"这些词的正确涵义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个体入手，探究普通人面对这些词的反应、挖掘他们的举动和应对措施，才能准确构建起这些词汇的动态场景——说得简单点，就是搞明白普通人的生存之道。 这本书，讲的就是老百姓活下去的办法。 这是一本讲明代军户的书。军户制度我很熟悉，也读过很多相关的论文，但无可避免地，是从大量朝廷的档案文献中去理解，都是宏观概念。而这本书反其道而行之，在简单介绍了军户的大框架之后，直接下沉到了一个个地方上的小家族。作者很有巧思，也极有田野考察精神，他从许多件军户家谱、文艺作品、案牍等材料里寻找蛛丝马迹，利用有限的材料拼凑出普通军户的生活图景。 注意，这个图景不是衣食住行的日常，而是这些升斗小民怎么去对抗体制的政治日常。军户家族们怎么应对政策压力，如何消解与转移经济负担，又要承担哪些约定俗成的潜规则和责任。比如说，当一个家族面临勾军时，必须要推举一户倒霉分家来承担，那么其他分家该怎么补偿他们？如果这家绝后，又该如何重新推举？官府对这种方式是什么态度，下面是怎么糊弄篡改的……从一件件散碎不全的记录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军户们和国家体制之间的种种场景与互动。 当然，这些材料相对散碎不成篇章，所以故事性稍弱，但在作者巧妙的调度下，可读性还是很强，让读者能领略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明代活生生的生活实例。 4 《鸳鸯六七四》
马家辉老师五十之后突然觉醒，开始写作，一出手就是令人惊叹的两部绝作：《龙头凤尾》、《鸳鸯六七四》。 两部作品其实讲的是同一个故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同一个故事里不同角色的延伸，着墨点在二战之后香港黑帮几十年的江湖纷争。我们从小看惯了古惑仔电影，熟悉的是八九十年代的港片黑帮格局，而这两部书展现出的，却是更早之前，那个一切都还未有定数的大时代。 那个世界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看到的是一个江湖正在凝成的过程。在那里，每一个人都带着一身乱世尘土，怀着一腔玲珑心思，在命运的潮水里各自沉浮。恰好大部分读者——比如我——对那个时代的香港全然不熟，正好与书中从天南地北投奔香港的角色有了共鸣，一起鲁莽地拓展着生存之道，一起在漩涡中挣扎，一起把手里的烂牌打到底。 马老师的文笔润而有余味，淡淡几笔举重若轻。虽是写江湖血腥事，描摹的是黑帮腌臜，文字却清爽通达不带腻气。他惯在细处使出千钧之力，一触即离，读者往往待力消之后，才惊觉扑面而来的劲风。如陆北才发觉哨牙炳偷藏大哥钱财的过程，洞见人心幽微，极有巧思。 据说第三部正在创作中，很是期待。 5《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
讨论一个王朝的得失，不了解其经济基础，等于缘木求鱼。但经济考据实在太枯燥了，我实在读不下去原始文献。我电脑里至今搁着一本《宝泉新牍》，讲明代关于铸钱的一次大争论，直觉告诉我，故事一定很精彩。但这本是竖排繁体没点校，大部分篇幅又是罗列数字，我真的每看必睡，睡得还很香，结果到现在也没看完。 我每次睡着前都在想，谁要是能帮我梳理清楚脉络、统计好数字、列成清晰表格，那就好了。 "维正之供"出自《尚书》，但在清代已早超出其本意，大率可以视为田赋的代称。本书开宗明义即说："田赋是清朝的"维正之供"，关系国计民生甚巨：它长期占国家财政收入的70%以上，也是民众最主要的赋税负担。田赋联系着皇帝、官僚、绅衿与小民，以其为切入点，可以观察到国家、社会的运转方式及其相互关系。" 《维正之供》这本书，讲的就是田赋制度在清代的诸多成规、变化以及背后的深层原因。作者依靠大量的清代档案、政书、文集与方志，把有清一代的田赋财政事件捋了一遍。从著名的雍正摊丁入亩、耗羡归公，到不那么著名的道光河海并运、光宣平余提解，还有听都没听过的自封投柜、三联串票等专业术语，勾勒出了清代田赋制度的一个清晰轮廓。作者功力深厚，眼光独到，文笔亦以叙事清晰缜密而见长。 坦率来说，这本书并不好读，虽然比爬梳原始文献要简单许多，可读起来还是很枯燥。我的办法是，开个与之相关的新坑，给自己制造一点啃书的动力。这是运用苏轼八面受敌读书法的原理，效果很好。当你带着目的去读，眼中的干货就会变成一条条素材，充实到你的文章中去。 比如这本书我读到第十章，作者引了冯桂芬的一句评论："州县公事，无不乐于糊涂而恶于清澈者，于田赋为尤甚"，随后还摘录了历史学家陈登原讲述自己童年家里缴纳税赋的一段往事。光这一段，就能脑补出好大一篇故事，再读下去的动力就强劲多了。 本书还有个特别好的优点，表格特别多，足有四十多个，随便抄几个名字：《各省筹措庚子赔款加征田赋、提解盈余余额数统计》、《1865-1900年江苏地丁征价、银钱比价》、《1837-1846年有漕八省漕粮起运额数统计》，足见诚意。 人家饭都给你喂到嘴边了，再不吃就实在说不过去了。 6 《司马迁的记忆之野》
刘勃老师的作品，我是本本不落的。他应该是目前国内通俗谈史最好的几个作者之一了，之前的《失败者的春秋》、《战国歧途》、《传奇中的大唐》都是叙事佳作。语气不疾不徐，不做惊人之语，亦不落艰涩窠臼。读之如啜温粥，口感柔顺，落胃熨帖。平淡中各种典故信手拈来，于细微处别出机柕，阅读体验上佳。 如果说之前的作品展现出的是他的博学和才气，那么这一本《司马迁的记忆之野》，可以说是将诸般优点锻为一体，圆融无漏，境界又上了一层台阶。 这本书谈的是历史，但又比历史多了一层维度。从书名也能看得出来，不是司马迁的传记，而是他的记忆之野。揣测古人之心是一件很危险的工作，史料文献是有限而残缺，稍有不慎，便会堕入脑补的陷阱，甚至会跨越到文学创作的领域来。但刘勃老师在这方面分寸掌握得很好，究其原因，除了扎实的史学功底与眼光之外，还得益于他的一个小技巧。 很多人都提到，《司马迁的记忆之野》是借助司马迁的一双眼睛，去观察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这个说法，其实不够准确。读者不光借助司马迁的眼睛在观察世界，同时还退后了一步，也在观察司马迁本身的变化——为什么他会这么想？什么原因促使他做出这样的评价、那样的感慨？他对史料何以剪裁如是？ 一个人的主观视角，不可避免地存在偏见与好恶，但当读者连这种主观一并纳入视野，那便会显现出王国维那两句诗的味道："偶开天眼觑红尘，方知身是眼中人"。所以这本书最大的魅力，不仅在跟随司马迁一路去体验他的感受，同时也在坦率地探讨这种感受的成因。这样一来，读者既看到了司马迁的世界，也看到了他的软弱与激情，见证了他的摇摆与坚定。 7 《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
周王朝是一个神秘而充满活力的存在。它留下来的记录却很少，我们只能从青铜器铭文的只言片语中，去揣测它的动向。但同时它又充满了新鲜感，因为每隔几年就会有新的青铜器出土，让专家解读出更多的东西，给久远幽深的上古史多点亮一点坐标。所以在今人眼中，周王朝是动态的，持续进化，经常有旧认知被新发现推翻。 《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这本书概括来说，就是用青铜器铭文结合地理考察的方式，还原了西周灭亡的过程。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后世传说当然是杜撰的，可真实历史线上，西周到底是怎么灭亡的？犬戎怎么会打到镐京？为什么周师会败得那么惨？赶来救援的诸侯到底揣着什么心思，处于什么立场？平王东迁洛邑又是出于什么考虑？种种疑问，不可能被一本书讲清楚。但本书作者选择了一把重要的钥匙——地理。 山河虽不说是永固，但跟变化多端的人类社会相比，几可以算作静态。两者变化的时间尺度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古人所见到的山川大势，今人同样可以见到。而限于科技水平，古人不得不受制于地表形态，其所作所为，必有地理作为关键因素。 第三章第二节我认为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之一。在这一节里，作者详尽地调研了周王室与宿敌玁狁之间的恩恩怨怨。尤其是还原多友鼎铭文里记载的一场战役，作者打开地图，把一个一个地名标记其上，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铭文，探讨其在地理上存在的可能性。工作做完，一条泾河谷地与渭河平原共同造就的文明冲突路线浮现而出。这条路线的存在证明，犬戎入京不是一个突然的悲剧，而是周与北方长期对抗的一个结果。作者既没有陷入地理决定论的窠臼，也没有无视地貌在文明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分寸把握得非常好。 另外一个精彩部分是第四章的第二节《西周灭亡的新发现》。作者从周幽王掌权之后开始深入剖析梳理，考证出一位叫做"皇父"的重要人物，牵扯出幽王时代的派系之争，派系又引出了各路诸侯——尤其是申国——的动态，最终落实到那一场导致西周灭亡的战争，与第三章第二节遥相呼应。其中论证精妙之处，宛如推理小说一般好看。 此书在学术上的价值，我没资格评断。不过从文学美感上，这本书构建出了一个与经典叙事不尽相同的西周灭亡脉络，不拍部电视剧实在可惜了。 8 《仙症》
2018年张悦然搞了一次匿名作家比赛，所有参赛者隐去姓名，纯以作品比拼——类似蒙面唱将这种。里面有文坛新秀，也有资深老将，还有名不见传的新手，统统以编号示人。这次比赛很刺激，因为当一个作家的名气被剥离之后，ta面临的考验将是巨大的，但一旦获胜，获得的成就感同样也是巨大的。当时我出于好奇也参加了，侥幸进了前五。终审评判是苏童、毕飞宇、格非三位大家，坐在隔离间里讨论打分，摄像机对着他们，对所有观众直播。最终的评选结果，头奖是郑执的《仙症》。 坦率来说，当时我并没觉得这篇作品有着无可争辩的优势，前三名之间的水平差距很小，哪一篇得奖都不奇怪。在今年我特意买了一本他的短篇作品集《仙症》，读完以后进一步证实了我的想法。《仙症》虽然冠名了这本短篇集，但却是里面最不重要的一篇。集子里的其他几篇扔出来，都要比它更加惊艳与叹服，可以说是才气四溢之作。 国家不幸诗家幸，文章憎命达，各种箴言警句都告诉我们，时势与文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别扭的关系。当东北从九十年代开始进入衰落期之后，却陆续涌现出了双雪涛、班宇、贾行家等极为出色的作家，郑执显然也属于其中一员。（其实我很想加上王建国和李雪琴。以及，李诞是内蒙的，我们那儿经济一直不发达，所以早早跟人间和解了，值不值得无所谓。） 郑执对于动态的观察力与描摹能力精准得令人吃惊，但你很难用锤炼或凝练去形容他的风格。一句话一句话单拉出来都直白得很，甚至连东北式的俏皮都很敛着。可当它们连缀在一块，却仿佛有一双大手在捋着脊背上的筋节，喀吧喀吧顺着劲儿捋下来，血脉霎时通畅而汹涌。你按完以后浑身通畅，但没法讲明白哪一下按得最好。同样道理，郑执的文章，不太能摘出金句。他的感染力是整体性的，力道蓄在无数个小动作里。 非要举例子的话，《他心通》的开头部分描写父亲搓背，可以勉强作为代表，不过这里不摘录了，因为一定要先通读完全文，回过头去再读才能体会到个中悲悯与苍凉。如果非要比喻的话，读这本书就像目击一根冰锥落入澡堂子的水里。冰锥犀利、敏锐、冰冷，似有刺破万物的决心，落入水中以后却迅速消散开来，跟浮着一层灰沫的澡堂子水融为一体，不留痕迹。每一篇小说都是如此，他以冷漠而客观的视角进入着这个世界，可终究还是忍不住被这世界的温度所融化。 9 《堂斗》 先摘录一段正式介绍：
"本书讲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纽约唐人街各堂口为争夺赌场、鸦片馆、妓院的控制权而爆发的厮杀混战，时间长达30余年。作者苏思纲充分利用新闻报道、官方统计数据、庭审记录等一手资料，精彩再现了纽约四次大规模堂斗的全过程。他生动描述了早期纽约华人移民艰难求生的痛苦经历，客观分析了堂斗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原因，揭示了华人在美国社会遭受的不公、屈辱和歧视。" 黑帮的种种故事中国读者是非常熟稔的，当这个耳熟能详的江湖出现在二十年代的美国纽约，便多刷上了一层身份认同与文化冲突的悲情色彩，苏思纲忠实地扮演着一个搜集者和记录者的职责，从无数散碎的文本中，串联出一幕幕堂口恩怨大戏。我先前单知道一个艾尔卡彭，看过《教父》三部曲、《纽约黑帮》以及《爱尔兰人》，没想到在遥远的二十年代的纽约，竟然还有过这么一个有别于意大利黑帮和爱尔兰黑帮的地下社会。别误会，我没有为此而自豪，只是有些欣喜，终于有人能够关注到这个领域，记得这些本不该被遗忘的异国同胞。 作者并没有加入太多的个人情感，也没有放太多精力在叙事剪裁上，这固然是个短板，但也不是什么必需的。真实本身，就已经具备了足够的震撼力量。书里的人和故事都充满张力，只要稍微脑补一下，便可以是一部大片——事实上，大家可以去看HBO有部剧叫《战士》，出到第二季了，是李小龙当年的遗作剧本，很好看。虽然它的背景设置在1878年的旧金山中国城，但里面所表达的东西与《堂斗》并无二致。将此书与此剧对读，会有意想不到的共鸣效果。 顺便说一句，苏思纲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对史料的处理很谨慎，对于那个时期的记载不会照单全收，因为西方人往往充满偏见与歧视，而中国人的记录也未必符合事实，需要仔细分辨。不过他偶尔也会放下专家矜持，拎出一些特别荒谬的记载使劲吐槽。比如他曾经看到过1904年《纽约电报》对堂口宿怨的一则解释：
可见后世互联网上的甜咸豆腐脑之争，只不过是小儿科…… 10 《曾志回忆录》
这一段介绍也许会触发屏蔽，所以曾志的生平，大家可以自己去搜。搜完以后，我强烈推荐大家再去看她的回忆录，比官方履历要精彩得多。 曾老本人参与革命非常早，一生经历了我党发展的全过程，这本身就足够跌宕起伏。革命的残酷性与艰苦，在她身上可以说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且曾老是个至诚至性的人，她写出来的回忆录也和本人一样，真实、真诚、毫不造作，无论是谈起自己、亲人还是同志，有优点就褒美，有错误就批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绝不矫饰。原来有部电视剧叫《延安颂》，里面有一个直闯主席窑洞拍桌子的女干部，就是曾志。 她的回忆录里没有什么官样文章，全是鲜活的真实经历，细节丰沛，情感真挚，往往几句话下来，便把读者带回到那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去。篇幅所限，还是来讲个书中的故事吧。 曾老一生结婚三次。第一次是与夏明翰的兄弟夏明震，不过他牺牲很早，第三次是和陶铸。她的第二次婚姻，是跟蔡协民。 蔡协民是广州农民讲习所的第一期学生，参加过南昌起义。他在郴州当第七师党代表的时候，与曾志相识，并迅速相爱。那时候夏明震刚去世，有人非议说不念旧情。曾老在回忆录里直言不讳地说："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夫妻关系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哪还讲什么三从四德。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人既然牺牲不能复生，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留在心中。" 她和蔡协民结婚之后，一起调去了福建从事革命工作。白区工作艰苦而危险，蔡协民在参加闽西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时候，不小心摔伤了脑袋，从此变得感情脆弱，对曾志极度依赖，几个钟头不见就会特别难过，情感不稳定，有点孩子气。闽南苏区在漳州遭受了一次惨败，夫妻俩受到新组建的厦门市委的严厉批判。蔡协民决心去上海请组织另外安排工，曾志却决定去福州，当时陶铸是市委书记，他是可以信任的。 结果夫妻俩就……分手了。曾老这一辈子，感情生活非常干脆利落，合就过，不合就不过，事业婚姻有了矛盾，那就顾事业。于是两人出发前正式提出离婚，然后分别上路。其实那时曾志已经有了身孕。 曾志去了福州，与陶铸假装以夫妻名义潜伏，日久生情，姑且不表。单说蔡协民到了上海，第一天还能跟党组织接上头，接下来组织却突然失联了。原来之前闽西苏区正在肃反，抓了一个叫游民生的红三团指导员，说他是社会民主党。蔡协民一问，是井冈山下来的老革命，认为不是社会民主党，给放了。结果漳州惨败之后，厦门市委觉得蔡协民一定也是社会民主党，一纸通知发到中央，说此人不可靠，很快包括上海、福州在内的各处党组织都知道了。 上海党组织警惕性极高，立刻切断了和他的联系。最讽刺的是，连在福州的曾志都听说蔡协民被打成社会民主党了，唯独蔡协民自己不知道，还在客栈里苦苦等待，不敢离开。他等了很久，直到盘缠花光走投无路，才意识到可能被党切断联系了。 蔡协民痛苦万分，却不肯放弃。加上他没钱了，吃不上饭没地方住，几乎沦到要乞讨的地步，天天在马路上徘徊，希望能碰到同志，给个准话。他濒临绝望时，碰到一个老同学，老同学赠了他十块大洋，他才买到去福州的船票。 到了福州之后，党组织还是不跟他联系，只有陶铸去见了一面。曾志也想去见，陶铸说你去见可以，但注意保密纪律，不许告诉蔡协民他被打成社会民主党的事。曾志答应了。 这对前夫妻一见面，曾志惊呆了，曾经意气风发的蔡协民竟落魄成了一个小老头。蔡协民讲完自己在上海的经历，从怀里颤巍巍地掏出一块布料："买了船票以后，还剩了点钱，我给你买了身衣料，做身旗袍吧。" 曾志抱着布料，一下子泪如雨下。她决定宁愿违背纪律，也要说出实情，不能让蔡协民平白遭受冤屈。她把真相说出来以后，蔡协民自然是一阵无语。但事实摆在这里，各级组织都不会接纳他了。蔡协民在曾志的劝说下做了一个决定：不去做徒劳的辩护，而是再次从头干起，以实际行动和业绩向组织证明自己的心志。 曾志跟蔡协民说出真相之后，回去向组织主动承认错误，挨了陶铸严厉批评和处分，但两人感情反而更贴近。曾志与蔡协民的孩子出生时，还是陶铸在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 蔡协民回到厦门，挽起袖子从最辛苦的建筑工人干起，白天干活，晚上就在工棚里给工友们讲革命道理，单枪匹马搞起工人运动，凭借自己努力终于重归组织。可惜在1934年他被叛徒出卖，牺牲在刑场上，死时三十三岁。 这里只是简略讲讲故事梗概，大家可以去看回忆录里的细节讲述，那段真是虐得一脸血，又耀出一室光。 当然，简单以虐或爽来评价，未免轻佻。事实上，我看完那一段，掩卷陷入沉思。这真是一个好故事，但它好在哪儿呢？好就好在它的故事逻辑是独一无二的。同样的人物关系和剧情，你把它放在唐代，放在宋代，放在架空的奇幻世界，放在外星，甚至放在同一时代不同身份的人身上，都是解释不通的。 就拿蔡协民来说，他与组织失去联系时的失魂落魄，在遭受冤屈时的矢志不改，在重新奋斗时的奋发沉毅，以及临死前的坚贞不屈，唯有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唯有这些闪烁着理想主义光芒的人，这些行为才说得通。它的底层逻辑，与他的党性信仰密切相连。不理解那一次革命事业的意义，就无法理解这个故事真正的悲情和伟大之处。 不独蔡协民，回忆录中的曾志、陶铸和其他许多人物都是这样，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可在这个精神层次都熠熠生辉。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一个片段。曾志在闽东苏区失败之后，与党组织一度失联，38年的时候还因为这件事扣上了逃跑主义的帽子，这个污点跟了她一辈子。 到了一九五四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曾志见到了当年的领导叶飞，提到这段往事，要求澄清。叶飞当即叫来邮电部党组书记、曾任闽东特委委员的范式人。曾志心直口快，直接质问说："你为什么在1938年给长江局发电报，说我是从闽东逃跑的？" 范式人回答："我不清楚你们的情况，看到你们没了音信，因此猜测是逃跑了。" 曾志说："好家伙，你这一猜想，差点害我被开除党籍！" 叶飞看了看他们俩，叹了口气，说："当年参与建立闽东苏区的干部，除了我们三个，全部都牺牲了。" 于是他和范式人一起，代表当年的闽东特委，当场宣布之前对曾志的处分是错误的，予以撤销，以后登记表不用再写这条了。看到这段，一种"劫波度尽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苍凉感，扑面而来。 类似的故事，在这本回忆录里比比皆是。唯因其真，而见其心，唯敬其志，而感其情。如果能多读读曾老这样的回忆录，大概也就不会有亮剑雷霆战将这样的东西出现了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