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疫情之后您一直保持很低调，我想知道您的生活如何？有没有因为日记而改变？
方方：也谈上不低调，因为我以前就是这个样子。我的日常生活一如既往，并没有大的变化，这就足够了。有变化的只是我所从事的文学事业。我似乎被国家相关部门实施了拉黑方式。致使我无法在杂志发表作品，也无法在任何一家出版社出版自己的小说，更谈不上受邀参加任何一个文学活动。从1982年我开始发表作品始，从未有过这样的事。也让我想到极左势力在中国盘根错节，尤其在官员中非常有市场。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中国改革开放了四十年，居然因为一个人被封在疫区记录了六十天疫情，就要被剥夺其在国内的所有出版权。这与文革整人的手段，已经很相似了，而这样的方式，正是极左势力所期待的，他们一直都在推动新的文革再次开始。目前我好在并未被网络封杀。此外，我的日常生活并无变化。为此，我经常让自己换一个思路去想：中国距离文革结束毕竟已有四十多年之久，社会进步明显，诸多官员虽然害怕自己"政治不正确"，但至少还保有法律底线，这就是进步。
问： 在疫情期间您是否预料到您的日记有这样的成功？为什么之后会招来网上的抨击吗？
方方：我在记录第一篇时就写到了，我只是做一个记录。而且我是在我自己的新浪微博上写的，很随意，也没什么构思，只是记录一下当时的事件和我自己的感想，根本就没有想过出版。写了十多天后，开始有出版社与我联系，初始我都回绝了，因为那时武汉的状况很不好，我自己心情也很坏，根本不想考虑出版的事。后来，疫情得到缓解，前来联系的出版社更多了，我才决定出版。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问：为什么您会考虑在国外出版您的日记？您所经历的和亲眼所见的故事被大家去阅读，被留存，这对您很重要是吗？
方方：不是我考虑的。是我的小说《软埋》的翻译白睿文先生看到我的记录后，提出翻译出版。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当时武汉的状况不好，我也不想出版，也是给予了回绝。疫情缓解后，更多出版社洽谈，不会少于十家，其中也有境外的。我想既然大家都希望出版，或许它是有出版价值的，于是同意了。我将同意出版的信息告诉白睿文先生。我因为没有外语能力，又懒于跟其他出版社打交道，便委托白睿文先生帮我把全球代理权都交给代理公司。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我是职业作家，写出来的作品当然是希望有读者的，如果有发表和出版的机会，没有特殊情况，自然会选择出版。这是所有中国作家都会有的选择，谈不上重要不重要，是职业习惯。
问：在疫情初期，是什么让您觉得有一天需要把您日常生活感受写在纸上？
方方：我在第一篇就写了，当时是《收获》杂志主编来约稿，他希望疫情之后我能写一篇《封城记》。我是职业作家，他是职业编辑，是杂志的负责人，觉得封城内的生活，应该有人记录下来。我们的行为，都是很自然的职业行为。我并没有完全同意写《封城记》，但表示可以先记录一下。于是在我的新浪微博上写下了第一篇，这就是《武汉日记》真实的开始。
问： 疫情期间在家的情况如何？那段时间您是怎么生活的？必需品的供应呢？
方方：疫情期间，恰好是中国的春节。节日中，商家至少会休息三天或是更久，所以家家户户都储备有食品和菜。我也同样如此。我女儿因为属于密切接触者（她的父亲被感染了），她单独隔离在自己的住所，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储备的食物，足够我吃半个多月。后来疫情缓解后，社区和电商行动起来，也有很多志愿者在为市民提供帮助，人们大多可以通过网上团购采买食品。由于我家只有我一个人，吃得也少，我的同事和邻居们也会把他们的食品给我送一些过来。尽管隔离的76天，但是食物问题上，各家都很从容。中国并不穷，提供一座城市百姓的日常食物和用品，应该是很容易的事。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政府，也从来没有担心过我会没有吃的。
问： 您能告诉我当您知道您能出门的那一刻的感受吗？自由的感觉？
方方：因为我平时也不怎么出门，大多时间都在家里。所以在解封后，我住到了郊区，那里一直是零感染。又因为极左势力和网络流氓的威胁，出于对人身安全的保障，我大多时间仍然是呆在家里。解封是看的视频。看到之前堵死的道路被打开时，仍然忍不住热泪盈眶。那样的时刻，根本没有自由的概念，有的只是：大家终于活出来了。
问：几个月的封闭式管理的生活您有怎样深的印象？
方方：凭心而论，前期人人都是紧张慌乱的。尤其有谣言说，武汉外围已经全部被封死，国家放弃了武汉，准备让武汉人自生自灭。这个谣言让无数人焦虑。疫情早期的信息不透明，每个人都面临着不确定性，所以人心惶惶。我一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处在那样的情况下，心里也有些紧张茫然。但是到了初一，看到上海医疗队来武汉支援的消息。我深知，中国的事，一旦变成国家行动，就一定能很快解决。所以，立即就安心了。就是从这一天起，我开始记录。及至疫情中期，武汉的抗疫和日常生活，变得慢慢有序起来。无数公务人员下派到社区为百姓服务，隔离也变得更严格，感染人数越来越少，而治愈率也越来越高。应该说，到了中后期，官方的管理还是很有效的。民间的自愿者也非常多，整个武汉都显得井然有序。
问：说到疫情您会不会一直很沉重？就像记忆中的一起严重的事故，创伤即使不经意间一样依然存在？
方方：是有点沉重，尤其在早期，那是我们的至暗时刻。我在武汉生活了六十多年，直接认识和间接认识的人真的很多。在不停听到死讯时，心里真的非常难过。因为这些死讯太密集了。尤其是这些死者们，对求医无门和自己的死亡根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他们的绝望可想而知。这种创伤对于所有家庭破碎者来说，或许会伴随其一生，也或许会很多年，走出阴影，是他们终生的事情。尽管有人会选择忘记，但是某个不经意的时间里，它还是会冒出来的，这是毫无疑问。但对于仅仅只是被封在城里，并没有感染或死亡的人家来说，创伤要轻微得多。
问：您是否感到愤怒，悲伤？
方方：当然有。我被封在城里，身处于一场巨大的灾难中，居然有人在这样的时候，对我进行造谣攻击，真的很不可思议。疫情之后，这些人，终于利用海外出版这件事，作为突破口，煽动起一场网络暴力。直到现在，这场网络暴力都没有结束。而官方则进行选择性包容，我不可能不愤怒，也不可能不悲伤。但这些也都是在网络暴力的早期。时间长了，谁都能看到那些对我的诋毁和中伤，全部都是造谣，而我自己也无所谓了。我知道挑起这场网络暴力的是些什么人，而且也知道他们是为了什么，所以我将这些人这些事当笑话来看。这场网络暴力是附加在这场灾难上的丑恶，是这个时代为自己留在历史上的一个耻辱。
问： 如今武汉的生活已经回归疫情以前？
方方：从城市状态上看，基本上已经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氛围。商场和餐厅，都开业了。我们和朋友们一起外出吃饭，也基本上没有戴口罩。但有些隐性的东西，回不到过去。比如倒闭的小店，死去的亲人家庭，很多人的心态，比如我，等等。一场灾难过后，总归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问： 您是不是也一直等疫情的真相，它的调查？
方方：是的。而且我也相信有一天湖北会成立调查小组，查清这场灾难的来龙去脉，给人民一个交待。这是必须的。
（方方注：这是法广记者去年12月中旬发给我的问题。我在12月19日晚给了他回复。是根据他的提问，所做的回答。这里除了修订几个错漏字外，其他均未改动。我没觉得这些问题有什么反华内容，它与世卫组织来武汉也没有半点关系。其中关于人身安全一语，也是在谈武汉解封时所提及。看到张颐武的变态解读，真的觉得很无奈。也由此想到，当年林昭、遇罗克等人被枪毙，四周又有多少张颐武或司马南这样的人？这应该算政治构陷吧？如果成功，被构陷者又会遭遇到什么？还好，现在到底不是文革。以前读到关于文革中受迫害人的文章，很难知道他们周边的那些鼓噪者是谁。现在的网络有记忆，真好。顺便再说一句，外媒记者有不少人在中国生活过很多年，对中国也很友善，并非某些人想象中有那么多的仇恨，而且对中国的抗疫也多持肯定态度。这是他们对我采访时我得到了印象。）

所以有人会问（有些朋友已经在评论区问我了），张译饰演的张九声，他从劳改地逃出来，不计后果想见女儿一面，为什么舍实就虚，宁可去银幕上看虚幻的一秒钟里的新闻简报上的女儿，而不想着冲回家去看看有血有肉的女儿？
当然因为他的女儿不在了。
他的女儿为了摆脱父亲给自己的"黑影响"，要在工作的粮店积极表现，车还没停就冲上去装卸，被撞死了。新闻简报记录了她努力工作的一秒钟，不会记录她被夺走生命的一秒钟。
我现在这么说，是因为电影上映，咱不怕剧透了，甚至可能几乎差不多也不太怕得罪谁了～可以直说了。
这部电影还可以更动人，而现在最动人的那个点，变成了开天窗。艺术创作者一辈子都梦想画龙点睛，而现在，有时候要在关机之后，把动作改为戳一下龙眼睛。
心疼。
所以第一次看，我会嫌弃张译的某些表演是不是用力过猛。
而我其实错了。
比如冲到刘家找拷贝，那架势明显吓到了刘弟弟，有必要吗？
有。
因为他可能永远看不到女儿在他劳改时长大成什么样子了。
再比如他为什么要在马上可以看到银幕上的女儿之前，去替刘闺女出头，跟那几个本质并不坏的少年霸凌者动手，不能忍到电影散场再干吗？
不能。
因为他随时可能被追兵抓走，那就没机会替弱势姐弟出头了。在去世的女儿和还活着被欺负的（他视同女儿的）刘闺女之间，他一瞬间竟然选择了后者。
他挺仁义的。
女儿早已逝去，胶片也被碾进沙丘，一切就是个来不及。
能把来不及写明白的电影，都是伟大电影。这回，技术原因让这部电影没机会太伟大了。
所以，心疼。
我自己的哭点，是张九声和刘闺女双双被捆，背对背，席地而坐，他们还在看电影，《英雄儿女》，边看边哭，不是第一次看，但感动未减分毫。
而与此同时，负责追捕的保卫科干事（余皑磊饰）和他的同事们，也看着这部电影，哭得像个孩子。
他们之前下手挺黑，接下来在沙丘上还会懵懂而残忍，断送张九声与去世女儿的最后一丝联系，但你没法恨他们。
因为他们此刻哭得——像个孩子。
一个脑洞：
如果保卫科干事和他的同伴，昨晚看的电影不是《英雄儿女》，而是《一秒钟》，没有删减的全本《一秒钟》，第二天，在沙丘上，还会那么残忍吗？
也许不会，也许会有一丝留情。
可惜他们没看到《一秒钟》，他们不知道这个父亲和那个女儿已经被时代踩到沙土里很久了，不劳他们再动手。
他们也是人之父，人之子，遇上这种情况，他们可能也会像张九声这么干。
但他们，他们不知情。
电影就是能让人知情，知情才能共情，同情，留情，也就是心软。
电影是让人心软的艺术。
我这个即兴定义，当然不可能概括所有的电影，但，可以献给《一秒钟》这样的电影。
如果范伟老师出演的那位可爱的范电影，能够在当时给大家放映一部《一秒钟》，他也会更明白自己为什么死心塌地热爱电影放映了。
这当然是个权力，
让世界柔软一点的权力。
这权力我们也有，
所以，
请对这部电影好一些。

【#罗翔评代孕#：会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最近，郑爽和张恒在美代孕一事引发热议，岛叔独家连线了刑法专家罗翔老师，听听他对代孕的看法。
罗翔：在世界范围内，关于代孕的法律模式，可以分为放任模式、禁止模式和限制模式。放任模式的代表是美国加州，代孕事宜主要交由私人处理，法律会对其进行一定的指引。禁止模式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代孕的组织、策划者可能面临刑事处罚。限制模式以英国为代表，法律禁止商业性代孕，相关行为也被规定为犯罪。
2001年，我国卫生部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并规定了警告、罚款等处罚措施，同时认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该办法法律层级不高，规制力度有限，刑罚处罚缺乏上位法依据。
对于代孕，尤其是商业代孕，缓和的人身家长主义是可以接受的。法律应当以家长之名对个人人身自由的放弃进行一定的限制，以真正地保护个人的自由，防止强者对弱者的剥削。自由不能以彻底放弃自由为代价，否则追寻自由的初衷反而会导致绝对的奴役。我国刑法中的组织卖淫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都体现了相似的立法旨趣。
鉴于商业代孕可能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使子宫成为工具、孩子成为商品、生育成为劳务，严重动摇伦理秩序，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有必要提高法律层级，明确禁止商业性的代孕行为，并对组织、安排、促进者予以相应的行政乃至刑事处罚。
总之，人是目的，不是纯粹的手段。

这是我非常伤心和私密的事情，本不愿意在大家面前多说，但是事已至此被别有用心的一步一步在史书中曝光，死了很久、本不想占用公共资源的我不得不从长陵地宫内有所回应。
汉朝的官方史学团队从二千二百年前开始就从未放弃过维护我和我家人的光辉形象，也没有放弃过与司马迁沟通调解。但在大汉的九章律程序中，我们屡屡拒绝以曝光该糗事的勒索。在面对对方当事人季布时，我也率先骂娘。
身为死去皇帝我深知我国历史粉圈的培养与重视。在中国互联网之上我打算让粉圈骂死敢提这事的人，在境外老外不认识繁体中文就算球了。
如果一切未认证的信息要我来公开解释，这是我最真诚的回答 。语病我全不负责。

我们国家8090后的人压根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压力，他们压力多数来自自己的预期。因为我们的社会在迅速的分层。我前几天写新加坡模式，马上就有人跳出来说"新加坡的年轻人不用为住房发愁"。
他们是不用发愁吗？是新加坡工薪阶层的年轻人有了一个很明确的定位，他们努力一辈子都买不起新加坡的商品房。要住房，就是找政府的组屋。我们国家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本地工薪年轻人呢？
北京那么多共有产权的住房，到最后相当数量的年轻人都是在弃房。他们不愿意去买共有产权，也不愿意只是有房子住。他们还是想去买商品房。
因为他们还有"希望"，内心中没有放弃去核心城区买商品房的希望。
昨天正好有网友微博问答上问我买学区房的事情。我刚好又看到这样一个网友评论：
"我是觉得刚毕业的外地大学生 为啥不能量力而行 一上来眼睛就要盯着1000w的房子这个其实已经不属于刚需 属于改善型 人家有一定积累以后的置换 一开始上车一个总价300-400w的地段好的老破小先上车再慢慢置换啊 一上来就心气那么高 那真的没办法"。
这类想法在很多中老年人的眼睛里很常见，而且他们多数都没有购房经验。因为手里没钱的人不会天天去盯着房地产市场。买过房子的人绝对不会说这些话。
我们算笔账就可以。两个年轻人，凑了150万首付，买了套500万左右的所谓老破小。每个月还贷款就要还两万多。他们怎么可能置换到1000万的相对体面的房子？
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他们的父母在老家亡故了，把老房子卖了凑了150万。他们首付300万去买1000万的房子。每个月光还贷款就要4万多。哪怕是上海的两个公务员都很难支付这样的贷款。
现在北京上海包括深圳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没有工薪阶层靠着工资逐级置换的"上升通道"了。你要不就打定主意，一辈子住在北京上海的老破小，要不就是干脆不去想，提早给自己谋求一条退路。年轻时在大城市租房赚钱，老了回老家养老。
一个社会定位明确的人，生活是没有什么迷茫的。每天想着那些一辈子都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当然会觉得充满压力啊。
有多少钱，过多少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