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汇783】有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民族

前两天有人说起迟志强，很多90后00后都不知道这个人了，或许偶尔听到过铁窗系列歌曲（实际上唱歌的人也不是他本人）。迟志强的入狱经历其实特别荒诞：他八十年代初已经是小有名气的电影演员了，算是当时的小鲜肉。一次在外地拍戏间隙，被人叫去一起跳贴面舞，黑灯舞会，然后与女青年发生了关系。都是你情我愿的事，现在看起来再正常不过。但当时正是1983年，严打，这些都属于流氓罪。很快就被邻居举报，警方就把他们都带走了。事情到这儿并没完，后面还有更荒诞的：虽然当时有个"流氓罪"的罪名，但实际上各地警方对这类事情操作弹性很大，当地警方虽然接到报警后把人都带走了，但一开始觉得这不是什么严重违法行为，警方通知了所有人的单位，让单位领导把人领走，你们自己内部批评教育一下就可以了。迟志强的工作单位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厂里领导接到警方电话后就准备来领人。虽然社会上已有传言，但警方并没有向全社会正式公开这个事情。但这中间发生了一个插曲，直接改变了事情走向：一家当时全国影响力很大的报纸，并没有经过采访，仅凭借各种传言就写了一篇报道，说当红电影明星道德败坏，涉嫌强奸。然后广大人民群众看到报纸后，正义感爆棚，纷纷向公检法单位写信打电话，要求严惩迟志强，本来警方准备放人，单位也来领人了，但看到这么个舆情汹涌，上级领导也感觉到压力，那么就先不放了吧……最后法院判迟志强有期徒刑四年，后来在狱中表现良好，减刑减到两年。反正他出狱的时候，跳个贴面舞啊你情我愿睡睡啥的已经没事了。

3. 集体屠杀发生地的政治地理特点 
集体屠杀往往发生县级以下的辖区，通常是发生在公社或大队。本文前述引文提到了发生集体屠杀的公社或村庄的具体名称。例如，在广西全州县将76名"四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推入山坑的集体屠杀事件中，就具体指明是三江大队。广西临桂县的县志具体记述了161个大队中只有两个未发生过集体屠杀。在广东有集体屠杀记录的28个县中，6部县志中含有辖区具体名称的信息。例如《曲江县志》写道："（1968年）1月，樟市公社发生严重的非法杀人。全公社有13个大队出现乱捕乱杀行为，先后共有149人被杀害"。[30] 另一些例子包括："池洞、镇隆和北界三个公社发生了大量打人杀人的现象，死29人。"[31] "群众专政是由各公社的公安人员执行的……。"[32] "新安公社梨垌大队活活烧死56名' 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3] 城市里没有集体屠杀，而农村则大量存在，这种反差也许反映着基层和上级政府之间的脱节，这意味着国家控制力在地方一级的削弱。 
资料显示，集体屠杀多发生于国家控制力相对薄弱的地方，这一事实还得到了地理因素的支持。比较发生集体屠杀的县和未发生集体屠杀的县的政治、地理情况后[34]，可发现以下三点差异：第一，集体屠杀较多发生在离地区政治中心如省会较远的农村地区。发生集体屠杀的县与省会的平均距离是212公里，而未发生集体屠杀的县与省会的平均距离是179公里。第二，集体屠杀多发生于人口密度较低地区。发生集体屠杀的县的人口较为稀少，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139.7人；而未发生集体屠杀的县人口密度则高达每平方公里219.1人。第三，集体屠杀多发生于县财政收入较低地区。发生集体屠杀的县人均财政收入为15.1元人民币，未发生集体屠杀的县人均财政收入为20.8元。 
4. 受害人的身份 
多数县志未提供有关受害人身份的细节。在提供了这种信息的县志中，提到最多的是所谓"四类分子"，即过去被划为"阶级敌人"的人。有些县志列举了受害人的具体身份。例如前面引用的广西临桂县县志列出了受害人按身份分类的统计数字，其中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占总数的46.1%，农民占27.5%，干部占16.4%，市民占3.4%，工人占4.0%，学生占2.7%。[35] 广西宾阳县共有3,681个受害者，其中农民3441人，占被害人总数的88.7%，干部51人，占1.4%，教师87人，占2.5%，工人102人，占3.0%。[36] 与这两个县的受害者身份相对比，湖南省零陵地区共有9,093个受害人，其中四类分子3,576人，占总数的39.3%，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占44.6%，贫下中农1,049人，占11.5%，其他家庭成分411人，占4.5%。[37] 
从上述受害人的身份可以总结出几个特点。首先，受害人中最多的是"四类分子"。这清楚地表明集体屠杀的目标是弱者，而不是那些真正对权力构成威胁的人（如所谓的"阴谋分子"）。其次，多数受害人是农村居民，也就是说，集体屠杀大多发生在县城以外的地方。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它说明集体屠杀是发生在国家控制力特别薄弱的下级政府的辖区。第三，有些地方也有不少不属于"四类分子"的人遇害。这或许反映着"政治迫害型"或"集体处决俘虏型"的集体屠杀。如果集体屠杀是为了消灭对立派系的人员，遇害人中"四类分子"以外的人会占相当大的比例。例如在上述凤山县的例子中，围剿结束以后遇害的1,331人中，有246人是干部或工人（都是城市居民）。[38] 
一个醒目的事实是，受害人中有很多"四类分子"的子女。有报告称，这是因为施害人害怕他们人长大后寻求报复。[39] 在某些情况下，这似乎是一种事后推测。在道县，施害人杀了成年"四类分子"后，又把他们的孩子抓来杀死。[40] 但在某些情况下，子女是与父母一起遇害的。在全州事件中，地主出身的刘香元和的贫农出身的妻子有两个分别为1岁和3岁的孩子，刘在被逼跳下坑去之前向民兵头子黄天辉求情："天辉，我有两个仔。政府能不能把一个判给我老婆？我抱一个跳下坑，留下一个给我老婆。"黄天辉说："那不行！"[41] 
5. 施害者 
集体屠杀并不是由一些乌合之众自发实施的。在有据可查的案件中，我发现施害人皆有政府的人从中组织，他们通常是民兵、群众组织的成员或新的志愿者。北京郊区的大兴县、湖南省道县和广西凤山县的具体材料中都记录了屠杀之前无一例外地开过认真的组织会议。在章成对道县事件的讲述中，与会者投票表决该杀何人；会上一个接一个念出可能的受害人姓名并点票；这个过程持续了数小时。[42] 在道县的另一个地方，据章成说，"从管区到公社到大队，层层部署，层层动员：区委正副书记、'红联'（一个群众派系的组织）司令、武装部长、会计碰头会，全区各公社负责人、武装部长、群众组织头头会议。"。[43] 
显然，杀人过程是有组织的。受害人通常被捆绑起来，带到无人的地方处死。有时也召开群众大会，当众处死多人，即所谓的公审大会。[44] 多年后对施害人的访谈表明，他们大多数人在杀人时是在执行政治任务。[45] 有证据显示，这类行动还会得到政治奖励。在1968年底和1969年初，省县两级都开展了清理和重建党组织的运动，有很多积极分子被吸收入党。一些官方统计数字表明，施暴的热情和政治奖励之间有着令人齿寒的关联。据广西省政府公布的一份文件，在"文革"期间的广西，有9千多名杀人者被吸收入党；在"文革"初期"火线入党"的2万人后来杀过人，另有17,000名党员对杀人负有这样那样的责任。[46]

这期节目中间有一段，我印象很深刻。
费翔说："你知道吗？以前的其他采访中，我提到安兰德都没有人会认得，只有你认得。你总是能听懂我在说什么，这让我很高兴。"
许知远没有接茬，他没有说自己很深刻，或评价安兰德如何，就好像他们聊的只是今天天气不错，轻飘飘略过去了。
接下来他说："你的父亲是受罗斯福影响最严重的一代。"
费翔答："是的。其实很多东西，我应该趁他活着的时候多和他聊聊。可惜，人年轻的时候，最不感兴趣的就是自己的父母。"
第一晚走的时候，费翔依依不舍。
第二次采访，费翔说："其实我是很内向的人，只是和你待在一起变得很外向。"
他就像突然遇到对的小伙伴，于是撒开了打滚的快乐大狗，想要狠狠消解那种久久没遇到过能听懂自己说话的孤独。
他甚至还开始反向采访许知远，想了解对方更多。
突然觉得还挺有趣的。
网友们齐刷刷骂许知远，骂他丑，骂他装，骂他面对费翔这样的完美男神心理扭曲，骂他接不住对话，骂他不懂深挖内容，甚至连十三邀这样豆瓣评分九点几的节目也被评为"大家都是为了嘉宾打的罢了"。
但大家都没有想过，你们心目中那些云端神明能降凡尘，是因为有许知远十三邀这样被受访者认可的好节目。
费翔本人看到这样的舆论，大概率不会为自己的人气感觉高兴，只会觉得忧愁和愧疚。聊得来的小伙伴，对成年人来说多难得啊……却给对方带来了困扰。
许知远不是不懂挖内容，而是面对足够自洽的人，闭嘴加精准接住才是最大的懂和尊重。
以前没看过十三邀，一方面是本来就不爱看综艺，另一方面是网上总以嘲讽他为荣，我也以为是什么不得了的糟心节目。
反复看完费翔这期，我忽然意识到，许知远是一个特别顶级的制作人和采访家。
无论是精神状态，还是知识厚度。
他能稳稳接住受访者千差万别的生长背景，也能接住对方打开心灵后突如其来的脆弱。
思考浓度过于绵密细致的人，往往很难适应普通人的采访，因为需要不厌其烦地反复科普基础常识。——对，先别急着反驳，每个人对常识的定义大有不同。
这些人鲜少示人的一面，愿意带到这个节目上，就一定有其价值。
说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破口大骂的人也许还是在"恨不是自己"。
——许知远这样都行，怎么不是我来？我多爱他啊！
他们总以为，呐喊腻人口号刷屏就是爱意，口口声声堆叠称赞词汇说对方脆弱、破碎、美好就是欣赏，于是对自己的发挥充满幻想，总以为自己上去能好好抚慰"美强惨"然后将其收入囊中。
愤恨往往来源于同假想敌的比赛。
认为对方不如自己，所以恨对方能拿到奖杯。
但事实上，本来就没有比赛。

有较真的网友问我为什么对《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第三十四条第二、三款反应这么大，那我就再进一步解释一下。我是研究法律社会学的学者，法律社会学里有两个经典理论，一个是"书本上的法"和"行动中的法"的区分，另一个是"街头官僚"理论。第一个理论的意思是说，法律实践从来不会完全遵循法律条文或者立法者的本意，一旦落实到具体行动中，总会发生各种立法者意想不到的变化。第二个理论则是说，基层执法者在整个法律体系中虽然地位卑微，但在处理某个具体案件时却往往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这些街头官僚的个人兴趣和利益会渗入执法过程，对执法结果产生实质影响。如果用这两个理论视角来审视一下"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这样既模糊又宽泛的法律表述的话，很明显，它会给基层公安干警留下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就算立法机关的本意是好的，但进入日常法律实践之后必定走样，后患无穷。不信的话，我们走着瞧。

这项法律将赋予执法人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
1944年2月，第三帝国司法部准备引入一项新的法律，该法律将允许警察逮捕并囚禁他们眼中的"与民族共同体相抵触者"，而且事实上，这项法律允许警察彻底根除这类群体。该项法律在草案中对这类群体给出了法律定义，如其所述： 
下列人群都属于与民族共同体相抵触者：（1）任何人，如果依照他的个性和生活方式来判断，他通过自身努力也无法达到民族共同体的最低要求；（2）任何人，（a）如果他逃避工作，举止轻浮，并由此过着一种对集体毫无用处、目无法纪或挥霍无度的生……或者（b）如果他极有可能犯下情节较轻的刑事罪或极有可能酒醉滋事，并由此严重渎职，不能维护民族共同体的继续存在，或者（c）他因脾气暴躁、耽于争执而持续地破坏集体和平；（3）任何人，据他们的个性和生活方式来判断，他的自然倾向将导致他犯下严重罪行。
——《战时的第三帝国》

大家知道我最近在直播测数据，昨天一天，我们在抖音违规了八次。其中三次是因为说了"微信"。
站内提醒都只有一句：我涉嫌倒流。
我可以理解腾讯和字节两家公司为了流量的商业之战，所以我尽量不说微信、朋友圈这样的词语，但接下来的事情我就开始不解了。
"秒杀"也不让说，于是我们开始把秒杀说成"秒秒"；很快，"赚钱"也不让说了。于是我们问了相关人士，他们说你们要改成"赚米"；最可怕的是"直播间"也不让说了，于是在朋友的建议下改成了"啵啵间"。
果然，流量又回来了。
第二天，我在讲《大英博物馆》这本书，我讲到：因为疫情原因，很多孩子现在出不了国，但可以在书里找到博物馆的里的壮丽。
又被警告了。后来才知道，不能说因为疫情原因，要说因为：口罩原因。
再之后，我被告知，所有极限词也不能说：比如最、第一、绝对、国家……
但问题来了，我说了一句：最好的时间是现在，也被警告了。
我说了一句我完全果（谐音quan guo）断地相信了这句话……也被警告了。
再后来我发现，在抖音里，主播们快手叫某手，拼多多叫拼夕夕，小红书叫某红书，公众号叫公主号，微博叫某博，微信叫某信，抖音叫抖爸爸。
也不知道张一鸣听到会是一种什么感觉，毕竟人家是个八零后。
为了流量，真是脸都不要了，当然我也理解，谁不是为了生活。
直到我今天回家，在小区一群孩子扯着嗓子喊：完了，芭比Q了！
我一看这群孩子，也就是三五岁，刚学会汉字没几年，却过早接触了这些词汇。
我才意识到，抖音有八亿用户，这些用户其实包括大量的孩子和家长。
而新一代人，正在养成一种新型的文字体系，这种文字体系说白了，就是为了平台而故意制造的错别字。
而接受并使用这些错别字的，正是那些孩子，也就是我们下一代。
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在暑假作业里写着：白雪公主吃下王后给她的苹果，芭比Q了。
他们写着：我妈妈在抖爸爸的啵啵间，花了五十米买了东西。
他们写着：我要好好赚米，成为国家栋梁。
哦对了，国家也不让说：我要好好赚米，成为国国栋梁。
救救孩子。

刚学到了一个新词汇："互联网巡回犬"
意思就是当你把网上好玩的事情都分享给朋友的时候，很像那种在外面捡了稀奇东西叼回来给小伙伴的小狗。
重点是另一只小狗儿不看，然后过两天叼回来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再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