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毕业生涌向乡镇基层岗位，“上岸” 之后怎么样了？

这两年，考公、考编 "上岸" 成为一种理所应当的选择。名校毕业生，甚至连曾经的高考状元都涌向基层岗位，已经越来越算不上新闻。

但 "上岸" 之后，就是终点吗？在县城甚至乡镇工作的年轻人，如何面临精英教育背景和基层经验的冲突？他们看到的基层又是怎样的？他们是否获得了预期中的 "稳定" 感？

我们找到了四位年轻人，分享他们基层 "上岸" 之后的工作和生活体验。他们分别在街道办、政府外聘、教师编、事业编岗位工作，有人 24 小时待命，手机没开消息提示就会失眠；有人给领导写材料，曾经通宵手抄材料应付检查；有人做乡村老师连轴转，看到乡村是多么需要老师；也有人带着 "我的家乡为什么不能像一线城市那么好" 的理想主义回了东北老家。

以下是他们的讲述 ——

文 | 谢紫怡

编辑 | 张轻松

运营 | 小二郎

"成就感常常在一瞬间有，但又持续不了很久"

王文月 女 95 后

海归硕士 "上岸" 乡镇街道办

一开始考回家乡的体制内，就是我有些妥协的结果。

我本科学习的是小语种，之后去欧洲读了一年制哲学硕士。2020 年毕业赶上疫情，回国以后，求职不顺利，父母和亲戚也一直给我做思想工作，劝我考编考公。

我意识到自己并不向往一线城市工作，但如果回家发展，我这个专业，在家乡很难有合适的岗位。于是也开始报名国考、省考。国考没通过，省考成功 "上岸" 了，2021 年底，我正式成了一个华北三线城市乡镇街道的基层工作人员。

报到的第一天，我们十几个新人没有直接去自己所属单位，而是在别的部门跟岗学习，一待就是两年多，整体来说比较轻松。2024 年初，我回到归属的街道岗位，才真正开始了基层历练。坦白说，我到现在都没有完全适应这种环境。

▲一些年轻人 "上岸" 后，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图 / 《故乡，别来无恙》

刚去的时候，我就问同事，疫情期间大家是不是特别辛苦？他们说，那时每天做核酸、追 "阳"，虽然累，但工作也单纯，只需要负责这几项就好。可能就是身体上的累，心理负担还没有那么大。现在不一样了，大家各有分管的工作。"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所有的政策都要通过基层去落实。

我分管的领域，涉及的都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工作，比如卫生健康、教育、水利、农业等。每天上班，我会列一个清单，把当天要处理的事情写在本子上。我做得最多的就是报表。比如，上级部门发来隐患排查表，我们就需要发动社区和自己人沿街检查，把隐患情况整理出来，再报过去。但因为上级有不同科室，要求有时存在重叠，也会导致重复报表的情况。

我们这个区下面有 18 个街道，我所在的街道常住人口约 3 万，下面有七八个社区。每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只有四五个 —— 我的同事基本上都是 40 岁左右的姐姐们，基层单位，尤其是社区，女性比较多。大家要承担来自街道，以及区里十几个不同口子的具体工作，工作繁琐程度可想而知。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工作重点是环境卫生整治。因为这边属于老城区，很多老旧小区没有物业，也意味着没人管理卫生 —— 基层的经费紧张，如果每个小区都雇佣环卫工，开销会很大。日常的清洁，有小区志愿者维护，社区也会负责垃圾倾倒。如果遇上检查，我们就一人拿一个扫帚，直接下到社区帮忙打扫卫生。

基层工作直接面对居民的诉求，需要具备一些群众经验。但有时会遇到蛮不讲理的人，也很容易受气。

我曾处理一位近 80 岁老太太的投诉，她坚称楼上半夜有机器嗡嗡作响，"是一个车间"。我和社区人员上门协调，楼上邻居反映他们家长期没住人，不会有噪音，我们一起去家里看，证实也只是一个普通住宅。

我猜测，老人可能因独居，神经有些衰弱，产生了幻听。我们试图安抚，但老太太完全不听解释，她先是威胁投诉我们，后来执意要在楼上安装摄像头。邻居倒挺豁达，说老太太可以安，反正他们家不住人，电费、网费也是老太太自己出。因为这个事，老人不分昼夜地给我打电话，从早上 6 点到晚上 9 点，只要电话一响，搞得我都窒息，被折磨得也要神经衰弱了。

毕竟，我们帮居民解决事情，还是能收获到一些帮助他人的正反馈。例如，我们推动解决了辖区烂尾楼居民的房产证问题。之前因为开发商不作为，居民虽然已经住进去了，但始终没有合法产权。这件事被政府列为惠民工程推进，我们督促开发商完善手续，最终看到居民拿到 "红本" 的喜悦，也收到他们送来的锦旗，这份满足是实实在在的。

这种成就感常常在一瞬间有，但又持续不了很久。更多时候，我还会感受到一种无力。上级部门是我们的 "甲方"，大部分的工作都需要基层去落实，但如果想要创新性开展一些工作会因为职能有限，有些我们想推动的事情最后不了了之。

我现在的状态，基本是 24 小时随时待命。我的手机不敢静音，生怕错过紧急通知 —— 如果手机没开消息提示，我晚上会失眠，会频繁醒来查看有没有通知。现在是雨季，也就是汛期。一到下雨天，我就担心哪里会不会淹了，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

前两年的时候，我就在怀疑自己，为什么要回家，为什么要离家这么近？我被太多事情牵绊住了，有时候做梦都会梦到在欧洲上学的事情。我会一直翻之前拍的照片，看自己曾经发过的朋友圈，感慨那时是那么自由和无忧。

▲王文月在欧洲留学时居住的社区。图 / 讲述者提供

生活在这个熟悉的小城里，还有一些东西没法避免 —— 一旦进了体制内，女生就会面临婚育压力，家里首先就会给你介绍体制内的对象。这个圈子相当于固化了。

一开始我对于相亲这个事情是非常抵触的，后来我发现，跟父母抵抗的话，尤其同住一个屋檐下，难受的也是自己。不如就采用一种更迂回的方式：我可以去见不同的异性，至于见了以后成不成，那都是我说了算。

相亲市场的男生们都比较自信，尤其体制内的男生，会有天然的优越感。有些男生在更高层级的部门工作，就会有种看不起基层单位的态度。之前一位相亲对象对我说，"我跟你们大领导吃过饭"。我当时想，吃过就吃过，你跟我说是什么意思。他的潜台词大概想暗示 —— 我连这位领导的面都见不着，但是他们可以在一个桌上吃饭。他可能预想着我觉得他好厉害，但我只是很冷漠地回了他一个 "哦"。

这份工作毕竟是要干 30 年，甚至 40 年的，如果不去适应，难受的仍然还是自己，所以我一直在调节心态。有时候我都在想，现在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考试越来越卷，我都会庆幸早了几年考上。当时我借着应届生身份复习了半年，那时 120～130 分就可以进面试了，而今年都已经飙升到 150 分了。以我现在这个水平再去考试，我可能都得不到现在这份工作。

看到去年我们新招过来的两个社工妹妹，两人关系特别好，就让我想到了之前在上一个单位的时候，也有几位关系特别好的同事，每天也是形影不离。现在看着都有些恍若隔世了。现在大家都在不同基层单位工作，太忙了，我们见面机会很少，共同话题也慢慢变少了。

当然当越来越多年轻的、高学历的人来到基层，我觉得大家是有机会被看见的。体制内的流动机制完善了很多，如果你能力突出、学历优秀，组织是会考虑把你调到一个更匹配的岗位上。更何况，基层岗位学到的很多东西，都是将来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

刚上班那两年，我的心态还是一个学生，到了这个单位以后，觉得自己不管是与人沟通，还是协调处事上，真的飞速成长。家里人也说，我没有那么重的学生气了，可能也是被工作磨的，做事方面也圆滑了一些。

▲王文月在挪威旅行看到极光。图 / 讲述者提供

"做个聘员，好像多少有点低人一等"

张华 男 34 岁 历史学硕士

"上岸" 广东街道办外聘岗

在广东工作的第三年左右，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回家了，回到那个珠三角的小城市。我开始关注本地招聘，刚好看到家这边的街道办招考，于是报名。那是由政府组织的外聘，一样有笔试和面试，题型跟行测申论差不多，但难度会低很多，它是没有编制的。

2019 年，我顺利考上，来到镇街道办的党政办公室。这份工作确实也只用待在办公室，我们服务的对象是街道办的一把手跟二把手（街道办主任和镇长），主要就是写材料 —— 领导们参加会议的发言稿由我们生产，包括他们一些日常活动的行程，都需要有人准备。

我们办公室六七个人，只有三个人有编制。据我了解，整个镇大概有 2000 多名政府工作人员，但有正式编制的大概只有 1/10 左右。原来越是基层，非编制人员的比例越大。我是广东某 211 大学历史专业的本硕毕业，很多同事都是大专或普通本科生。在这里，我是学历最高的人，但学历并没什么作用。至少在基础岗位，大家干的活都一样。

▲有些时候，岗位越基础，学历优势就越小。图 / 视觉中国

说来也奇怪，虽然我不太喜欢这份工作，但发现这是自己很擅长的。写这类文字，是我作为文史哲出身的强项。我帮领导写发言稿时，就会考虑不同人的发言风格，把他们发音的语气也加进去。一般来说，一个文稿是办公室团队协作的结果。我们会提前分好工，每人负责一部分，再修改完善。相处下来，我感觉同事们的文笔、待人处事的能力都比较强。

这份工作并不轻松，相当于是整个街道办最忙的一个部门，跟网上说的 "5 加 2""白加黑" 差不多。有很多会议要开，很多调研材料要交，手头的活源源不断。我们经常加班，通宵工作也试过。记得有一次，有上级部门来检查，因为有些材料的存档是有要求的，必须得手写。我们六七个人，临时写会议纪要，抄了整整一晚上。

有时候，我会觉得这个工作不太有价值感。那次通宵，是为了应付检查而做的表面文章。我们辛苦准备的材料，最后只是走了个过场。但基层人员不得不提前把所有的问题兜住，确保一切看起来准确无误。

我们部门与领导接触比较多，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升职的。当时办公室有个年轻人，25 岁不到，也是合同制聘员。他工作很卖力，经常跟在一个大领导身边。不知道为什么，他常给人一种趾高气扬的感觉，动不动就指挥我们做事，有很强的压迫感。我不明白他才那么年轻，为什么身上会有一身这样的习气。

有没有编制，也是天差地别。有编制的同事，收入几乎是我们的一倍。在珠三角地区，刚毕业进体制内的人，年薪通常可以拿到 20 万元，而我们当时到手是八九万。更关键的是，有编制的人在职业发展上更有盼头，他们有一套明确的晋升机制。而我们这些聘员，能当上办公室主任就到头了，怎么都走不出这个镇。当时系统里的领导，都会劝我们早点考编。同事们也是年复一年地备考。

我报过几次，但后面都提不起精力去复习，觉得太麻烦。在单位待了超过一年半，离职也是考虑到，做个聘员，好像多少有点低人一等。其实还是会有落差感，如果我是公务员的话，可能就不会辞掉这份工作了。

在家休息了几个月，我又在当地人才网上，找到了一个中学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每天半小时，开车去旁边镇，主要工作内容是整理图书，定期举办一些阅读活动。学校食堂吃饭很便宜，10 来块钱。年薪 8 万 5000 元左右，还有寒暑假，我觉得挺爽的。但后面因为那所学校从公办转民办，工资降了 1/3，一个月 3000 多元实在太少，我就离职了。

回望过去，好像我每一份工作都是干了不超过 2 年。刚毕业的时候在广州，我在一家设计公司做文案策划。工作半年，加班太厉害，就没做了。后来，我去国企干了一阵子，辞职后，又在电影院做过一段时间检票员。那之后，我还在一个民营博物馆干了一年多，做文物有关的内容运营，那是和我专业相关度最高的工作。

现在想起来，最让我有激情的工作是在电影院。一个月 2500 元，什么都不用考虑。站在检票口就检票，上班就是傻乐。同事都是 20 岁左右的年轻人，很多时候下班，大家就留下来看电影。那是疫情前，电影市场算蓬勃，我们看过很多爆米花电影，纯粹当一种消遣。在放映室里面为观众准备电影的感觉也特别好，跨年那天，我放《地球最后的夜晚》，电影院都满座了。

在那里，身心是完全放松的，熬夜也不会不开心。我从一个很开心的地方下班，第二天也是去喜欢的地方上班，自然不会觉得辛苦。当然，我无法不看见现实，一直维持这种低收入状态也不太对劲。不舍地离开电影院后，那份博物馆工作，虽然工资能拿到 1 万多元，但因为我和老板不太对付，最后也没干太久。

▲张华凌晨 12 点半从电影院下班。图 / 讲述者提供

可能以前上学的时候，我努力的劲头都花了七七八八，工作上就厌倦了太拼和太累。我们这个专业，大家比较好的去处，一般是在中学当老师。高考后，我不想再回到那个环境里面，所以一直也没有往当老师的方面考虑。

在街道办的最后一段时间，刚好到了疫情，很多时候要连夜搭帐篷，建核酸检测点，去收集各个社区居委会的工作进程，把这些信息整理成工作简报，汇报给区政府。那时需要很多防疫物资，过了晚上 12 点，我们还留在街道办政府，等货车一车一车把物资运过来，然后在现场组织分发。

爸妈也看到我工作挺累的，也能接受我辞掉那份稳定的工作。确实到了需要休息的时候。现在，我在本地一家民营企业做行政。没什么前途，只是混一份工资的。我们只有单休，周末基本睡一天过去了。每天晚上睡前，我会刷一些猫猫狗狗的抽象视频。以前还会半夜打 switch 游戏，现在连熬夜的精力都没了。

我的精神生活还算活跃。身边那些已经结婚的哥们，都比较难再出来聚了，但我还有很多通过社交媒体认识的朋友。我会去广州、深圳看 livehouse，今年就听了平泽进、户川纯、Sea Power、生祥乐队的演出。如果等到双休，我会再请一天假，去附近短途旅游，放松一下心情。

也许我回家太早了，感觉好像荒废了一部分人生。可能受爸妈影响太大，他们老是盼着我回来，我又很容易妥协。如今快到 35 岁，考公务员的机会越来越渺茫，我也不想考了。说实话，年龄越大，找工作也越困难。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放弃，但我内心一直挺向往大城市的生活。也许有一天我会去上海呢，未来的事，这也说不准。

▲张华看生祥乐队演出，《菊花夜行军》讲述的就是青年返乡。图 / 讲述者提供

"毕竟我也看到，乡镇有多么需要老师"

沐芸 女 27 岁

从建筑企业考到县城教师编

第一天来到乡镇，我就被住宿环境整哭了。分配给老师的屋子算大，但条件十分简陋。一进去是水泥地，屋顶板子上盖的是瓦。房间里只有一张光秃秃的床，配上桌子、柜子，再就是厕所。太久没人打扫，一只很大的蜘蛛在我面前跳来跳去。

2024 年，是我考回县城教师编的第二年，按照惯例，新老师要去下面的乡镇支援一年。我申请的是我老家，但还是被 "调剂" 到了一个从没去过的地方。那是我第一次住平房，最无奈的是，第一周就赶上下大雨，屋顶漏雨，晚上睡觉时我被淋醒了，听见滴答滴答的声音。被子也受潮了，我咳嗽了一晚上。

我教小学二年级，和另一个老师包一个班。我既是语文老师、班主任，也是他们的美术、音乐和劳动老师。老师们要面对无止境的公开课、安全教育、防溺水教育，还有各种形式主义的检查。每到周末，我回到县城，都感觉身心俱疲。

我完全不知道当老师这么辛苦。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很迷茫，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嘛。我在武汉念书，当时建筑工程专业还是学校的王牌专业，就业面比较广，同学们有到施工单位的，也有到设计单位的。我做甲方的招标工作，很快就觉得生活很重复，有种想跳出去的冲动。自己一直有当老师的梦想，于是一边工作一边备考，这才考上了。

在乡村支援这一年，最忙的时候，我每天都满课，相当于从星期一开始，每天上午上 4 节课，中午带学生去食堂吃饭，再带他们午托，下午再上 3 节课，带他们晚托，然后再放学。这还没完，家长们每天都有各种事情找老师，我都得服务到底。

▲图 / 《山花烂漫时》

农村地区的留守现象比较严重。很多孩子的爸爸妈妈出去打工，学生由爷爷奶奶照顾。由于文化水平和认知程度的差异，有时会导致一些沟通问题，让本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变得棘手。

有一次，一位学生家长在微信上问我，"孩子的下巴在哪里磕的？" 我有些懵，因为放学前，我检查学生一切都正常。随后家长带着情绪说，孩子在交作业的时候摔倒磕伤了。我心里一凉，心想，学生在学校什么都没说，家长知道后就质问我，这明显是来找茬的。学校规定不许带零食进校，一位爷爷也在群里问："我看到别的孩子都带了吃的，为什么我的孙子不能带？"

我觉得比较耗费心力的是，家长们不管学生的行为习惯、性格养成，只管孩子在学校里面有没有受欺负，有没有攀比。天天就是，"老师，孩子的笔掉了""老师，我的孩子东西不见了""老师，某某小朋友把我家孩子撞伤了"…… 我们每天都要为这种事情扯皮拉筋。

为了减负，学校规定一二年级不能布置作业、也不能考试。在县城教书的时候，我还是会叮嘱一下，如果学生家长买了资料，孩子在家自行复习，我可以帮忙检查。但到了乡村，情况就不一样了。每到晚上，就有家长在群里在扯皮，说现在作业怎么都要家长提供了。最后，干脆全班都不做任何作业了。当然，这个压力也转移给了老师，家长不用管孩子学习，但希望孩子在学校出成绩，出好成绩。

有时候我会觉得，教师这个职业的社会地位似乎不如从前了，甚至有些 "卑躬屈膝" 的感觉。我倒也没有后悔。记得第一年考上教师编的时候，心里有一种恐惧，觉得自己一旦失业，可能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种焦虑感消退了很多，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忙碌。毕竟我也看到，乡村有多么需要老师。

如果我当时考一个事业编，当公务员，会不会更加舒服一点？但普遍意义上说，如果每个人都觉得体制内的工作很清闲，可以 "躺平"，这应该是一种幻觉。事实上，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 "养老" 和躺平。

▲图 / 《山花烂漫时》

"每天见到一些生活情况不那么好的人，心里难免会有难过"

三街水怪 男 27 岁

211 建筑专业 "上岸" 东北县城事业编

回到县城之后我发现，近些年在县城体制内的年轻人学历分布有些极端，既有 985、211 的本硕，也有一部分毕业于大专院校。大家拿着一样的工资，做着一样的工作。

起初我以为是公务员考试的公平性使然，但后来才发现，真正的原因在于专业的不同。县城体制内学历较高的基本以风景园林、建筑、土木工程、生物工程等就业困难的专业为主。

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2022 年，我从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专业毕业，进入成都国企设计院工作。行业正在走下坡路，身边工作了 3～5 年的同事，随着能力的提升和经验的积累，加班越来越多，收入却越来越少。这种情况彻底让人失去了信心。

▲图 / 视觉中国

既然没法实现财富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公务员或事业编，是能让人在工作外实现时间自由的职业。只有拥有时间资本，才能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于是，我决定在职备考事业编。刚好看到老家在招录，我报考了一个专技岗，最终在 2023 年末考回家乡。

我进入体制内之后从事的主要工作内容是防返贫监测（属于乡村振兴）—— 经过国家几年脱贫政策，从前的贫困户的生活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但对于那些生活仍然可能存在困难的脱贫户或监测户，我们会提供一些帮扶政策。

比如，如果他们出去打工，政府会报销车票；如果他们有孩子上学，政府会发助学补贴。政府也会开发一些公益性质的岗位，雇佣那些没有劳动技能的人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像森林防火、乡村道路的辅助管理。总之，我们会负责农户的 "三保障"（义务教育保障、基本医疗保障和住房安全保障）和饮水安全。如果村民家里遇到什么问题，我们都会尽力去帮忙解决。

我们县有 16 个乡镇，近 6 万名农户，几千名脱贫人口。每个乡镇，都会有专门负责的工作人员和村书记。

我们的工作方式主要是下乡走访，到农户家查看实际情况。一方面，村里的工作人员更熟悉这片土地，会帮助核实农户收入和生活状况；另一方面，国家建立了防返贫监测系统，如果某户出现大额支出（比如做手术），我们收到预警，也会去核查农户是不是面临生活困难。我们每天都要填表格、整理材料，以便为农户发放各种补贴。

▲三街水怪拍摄的东北农户家庭 。 / 讲述者提供

这份工作很有意义，每天接触自己的家乡人，对他们提供帮忙，像是对故乡缝缝补补的外科医生，只是每天见到的是一些生活情况不那么好的人，心里难免会有难过。

我曾遇到一位独眼的老奶奶，她的另外一只病眼被挖去，始终没有安装义眼。望着她空洞的眼眶，只看见类似蛛网般已经愈合的人体组织。我问她为什么不去医院继续手术安装义眼，政府能够为她报销大部分手术费用。她回答说，即使报销，她也要花一些钱。更何况，她已经 80 多岁，每天只在自家的院子里活动，有没有义眼对她的生活不会有任何改变。"活不了多少日子，就没必要折腾了。"

我从小生活在县乡，做这份工作后，才真正走进家乡的农村。最远的村子，我们开车要两个半小时。有些聚落之间隔着山，翻过崎岖的山路，还要走窄窄的水泥桥。生活在这里的农民，总体上都比较乐观的。村里的老龄化比较严重，很多人一辈子可能没有去过太远的地方，一直守护着他们种的玉米、蓝莓、榛子、人参、大米。

那些比较贫困的人，有些是靠种玉米为生的农民。有一天，他可能摔倒了，去医院检查后发现自己患病，或者哪里受了伤。一旦生病，他就无法继续种地，也就失去了主要的收入来源。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会采取一系列帮扶措施。比如会帮他把土地租出去，这样每亩地大概会有几百元的收入，可能还会有一些产业分红。此外，他还可以申请低保，看病也能报销大部分医药费。

体制内是一个复杂的生态，当你身处其中的时候，不仅要面对服务对象的问题和矛盾，还有不少来自上级的压力。行政单位一层一层下来，从中央到省级，再到市级，再到县级，再到乡镇，最后到村，每个层级看到的东西不一样，信息差不一样，职责也不一样。

我所在的县城体制内，一般年纪大的人文化程度不高，年轻人相对好沟通一些。虽然在这里没有很明显的学历被浪费的感觉，但专业技术和思维模式却无法施展。

有时遇到工作上的问题需要解决，我倾向于依靠政策，公事公办，把问题摊开，大家一起讨论，找出符合逻辑的解决方法。但有些人从小接受的社会规则就是靠人情，通过请客喝酒拉关系等私人手段来避开问题。相比之下，我有时会被认为是社会化不够，做事太死板了。

▲图 / 《县委大院》

基层的问题确实比较麻烦，很多时候看似简单的事情，背后却相互交错，就像是一团纠缠在一起的麻绳。以前我会把事情想得比较简单，少年心气更多一些。现在看到了更复杂的问题，心气的确有些被消磨。或许很多问题只有去了更高的平台，比如省厅，才能看见答案。

从小我就听父亲叮嘱，"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祖祖辈辈用勤劳和苦难托举出道路。我来到大城市，明明有机会通过奋斗，更好地扎根下来，但我还是回家了，我想，为什么一定有 "人上人"，我的家乡为什么不能和一线城市一样好？

我有在社交平台经营自己的自媒体账号，聊一些专业、工作和青年成长，和相隔千里的朋友交流，这让我感觉自己并没有那么孤独。我一直希望自己读书、写作、工作，不是为了做 "人上人"，而是为了这个社会上，没有 "人上人"。

从成都回到东北，路过小时候生活的乡镇。看到县政府广场上有一座矗立了几十年的雕像，名字叫做 "崛起"，如它的名字一样，高耸的红色不断向上生长，想要冲破天空。这种生长是曲折却又持续不断的。那时我就相信，以后在这儿，我会做很多事情，为自己的家乡带来很多改变。

▲图 / 讲述者提供

（文中讲述者均为化名。）

来源：每日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