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汇42】你飞速前进，但却无法辨别任何近在咫尺的东西

dasheng @ 2019年03月20日浮世汇

【1】@祝佳音：你们知道，在国内想出一本书需要“书号”。这个书号不是ISBN那种东西，你可以理解为每本书的身份证。有身份证，才能卖书，没有书号，莫说卖书，印刷都很难，像点样的印刷厂没看到书号是不会印刷的。

关于这个ISBN号，其实有个小插曲。据我所知，在大多数国家，ISBN号你随便去网上申请一下就拿到了，那玩意儿就是个便于检索的号码，跟网址似的。我们当年和老同志开座谈会，告诉他们在美国等国家“谁想印书就印书，不用任何申请审查，有没有人买是你自己的事儿，但印书卖书没限制”，老同志瞠目结舌，表示难以想象。然后若有所思地表示，这样美国都没乱，看来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可取之处。

那么这个书号归出版社发，而出版社呢，很显然你们知道绝大多数（我怀疑是全部）都是“公家背景”的。当然出版社里有一些老同志，政治是很过硬，但经营能力不行，出版社生活就很清苦。大概是80年代吧――太远了我今年才17岁都是听叔叔说的――一些书商为了经济利益，就和出版社买书号，1万块钱，买个身份证，我来出个言情小说吧！

买卖书号当然是违法的，但是法外可以容情，而且当时这事儿也没人管，于是这条路就走通了。现在我不知道，2005年前后，市面上大概50%以上的书都是这么干的。当然，一般出版社会最终检查一下书稿，毕竟虽然你给钱但也不能让你胡逼作死顺便连累自己。这个也分出版社，有一些出版社，山高皇帝远，就非常强力。比如内蒙古的一些出版社和海南的一些出版社，当年出过大量日本动漫，可谓敢为天下先。

书号/刊号/光盘号，这些是不同的资质，价格也是不一样的。刊号最尊贵，围绕着它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还有不少前辈抛头颅洒热血，有一些可能现在还关在监狱里这就不提了，书号在中间，8000-20000不等，光盘号最便宜，我记得2003年左右是3000元。数儿可能有错，毕竟太久了...

接下来我就要说到一位强者，这位强者是我的前辈，为人蹦蹦跳跳。当然我入职时他已经去其他公司了，于是仅余传说。你们知道卖书也要赚钱，而且赚得不多。10块的书，6块卖给全国经销商，全国经销商7块卖给地方经销商，地方经销商8块卖给书摊。反过来，10块钱的书，印刷和纸张一般要3-4块，再减掉人员成本，所以一本书赚得很有限（我现在看到一本同人卖到50，不由得感慨当年没赶上好时候）。而且对于很多非畅销书而言，书摊没卖出去的书，最后是可以退回来的。所以说本来就是小本生意，再买个书号，基本上就在赔本边缘游走了。

那么我这位前辈强者忽然发现，书号虽然很贵，但是光盘号很便宜啊！于是他就开创性地发明了一个办法：一张光盘里塞满网上下的共享小程序，同时附赠一本200页的光盘说明书（里面是内容）。这个说明书里是什么内容呢？他想出的书是什么内容里面就是什么内容。

这个方法一举降低了成本，而且充满了阿凡提式的巧思。我是特别喜欢这个解决办法的，不但巧妙，而且荒诞。但想想的确也是法网恢恢，疏而...他的确钻了空子，但他反正也没事儿。不但自己用这个方法，还启发了同行，于是在那些年，大量书用这个方式出版了。

所以说在传统出版行业呆过的人，讲道理，看到天一的事情，真的不太觉得这种事儿能和“其他判10年的犯罪”等同――违规犯法了，不管怎么说，认，可是10年，其他判10年的犯罪那得是干什么了？没有被文化稽查大队冲进办公室的经历不足以谈人生（那是另一个故事但我不会讲）。当前的图书出版市场早年就是由一批脑子活胆子大见钱眼开的书书商打出来的，之后每一步都在违法的边缘疯狂试探，倒也不是为了别的，主要是为了钱，但是钱也就代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当然我现在已经远离实体出版行业了，这些都是模模糊糊记得的，如果有错漏，那就多担待吧。然后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的还是那句话，不要因为有规矩，就天然认为规矩是对的。你可以遵守规则，但不要放弃对规则的怀疑。你自己应该有一套价值观，当然它必定来源于外部对你的影响和教育，但我觉得其内核应该无限趋向爱、自由、善良和尊严。

【2】@沉佥：给大家推荐一下Kindle的自出版平台Kindle direct publishing。对纸书特别执着的朋友还可以了解一下同样是Amazon旗下的CreateSpace。没有审查，自己定价，自己上架。纸书按需印刷。不需要作者出本金。作者只需要安心创作然后用实力分钱。具体细节都自己去官网看吧。

如果中文创作的流亡迁徙已经成为必然，尽早了解这个世界的出版自由其实已经发展到了什么高度是十分必要的。

顺便说一嘴，世界知名且已经改编成电影的同人小黄文《五十度灰》就是KDP出版的。

//@哈姆林的透明子 :我来补充一下，kdp提供两种书号，一个是asin（亚马逊电子出版物专属）一个是isbn（国际通用书号）如果只出电子书并且只依托亚马逊平台出售，则只用asin即可。两种书号都支持图书馆收录和Goodreads录入

【3】@紫膺Yuliya：多年前，我采访过一起非法出版物案件。一部反映三门峡库区移民的纪实文学《大迁徙》，以杂志社增刊的形式出版，作者将自费出版的一万多本书送到当地，被当地警方以非法经营罪抓捕。警方认为，杂志社增刊没有报批，因此是非法出版物。此为“渭南书案”。

在渭南城里，我吃了非常好吃的陕西莱，见了当年要求作者写这部报告文学的农民们。三门峡库区移民是一个非常大的群体，他们对当年的移民有很多的疑问和不满，但诉求不能抵达天听，因此才要求这位作家帮他们写一部书。为首的农民头脑特别清楚，非常有组织力，和他交流了半日，我明白了，警方真正的恐惧是什么。

此案的当事人是前《检察日报》的前记者，后来被取保候审，很大的原因是最高检过问。

我记得，写稿时我查阅法律条文时，冷汗淋漓。一本书内容被认定违法，或者审批程序有问题，都属于非法出版物。这样的出版物不管是册数到达了一定数量，还是卖的钱到达了一定数额，非法经营罪就在前面等着你。出版界以书代刊，以刊代书，都行走在这个灰色的边缘地带。问题不在于有没有人冶你，而是想不想治你，卖盗版书不一定被查，你搞几本内容敏感的书试试。以这一条入罪，不异于用寻衅滋事、偷税漏税来治人。简单、直接、高效。

【4】@胡锡进：美国政府又关门了。两党内斗，搞得政府不能正常运转，这是美式民主政治走火入魔的表现之一。

在西方，绝不会有人欣赏美国政府的停摆表演，美国人自己也为它的政治搞成这个样子很头疼而且无奈。不过老胡今天想说另一件事，看看一个社会真实的承受力究竟有多大。

法国黄背心运动快把巴黎给烧了，美国联邦政府大量机构关门，国家居然都没事。如果这样的乱子出在中国，是否国家就一定“大乱”了呢？我觉得有可能，但不一定。

老胡想说的是，中国对国家安全的标准定的有点高，其实我们的社会有很强的承受力，但被低估了，也很少有机会验证。政府对维稳投入了比较多的注意力，对各种可能导致失序l的征兆都在第一时间采取了治理措施，甚至为防止那些征兆的出现做出了努力。

这样做当然有其好处，但它同时伴随了抑制社会活力和弹性空间的副效果。另外这样做还会损伤社会正常的免疫力，使得社会对一些必然会存在的负能量过度敏感，对与它们相处变得不适应，原本很小的事情，也可能变成大事。

老胡还是主张，社会管理适当放松，为深化改革开放创造更有利的社会环境。对这个14亿人的超级庞大国家里不时“出一点事”，我们应坦然接受。国家不必有社会在政治上“绝对安全”的要求，各地政府也不该有这样的使命和压力。不出问题当然好，出了问题就解决它，该采取什么措施就采取什么措施，过去40年的经验表明，有党的坚强领导，这个国家多大的事都扛得住。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主要精力首先应当放在改革和发展上，稳定同样很重要，我们致力于维护它就是了，但无需焦虑，无需怕事，无需为了求稳而牺牲社会的活力。那样的话，中国就能既快速发展，又能管控住各种问题，社会呈现更加积极的态势。

中国不鼓励混乱是对的，因为混乱和失序意味着巨大的社会成本。但这不应意味着中国比西方社会更扛不起问题。我坚信，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民生不断改善的社会主义中国没有任何力量能将之颠覆。

【5】@某个张佳玮：12月10日午后，我坐北京到无锡的高铁商务座，回家去。

邻座有位白寸头穿军大衣的老人。大概是儿女买的票，他对车上的许多细节不大懂，用方言问列车员：这个按钮是干什么的？这个垫子是用来干啥的？如此云云。

商务座为图安静，列车员惯常不在车厢里，有事打招呼叫他们即可。那老人两次要上洗手间，并没叫人，独自站起来――他站起来时，我才发现，他左手左腿似乎动不了，靠右手的四脚拐杖撑着，斜身走。我起身，扶着他：开门（移动门，站一刻即开，但他不知道，还在寻门把手）、开洗手间门，关洗手间门。等他上完洗手间了，弯腰冲水的事，我代劳了。

他很客气，中间不停说谢谢，我逊谢几句，彼此无事。

列车员因不在车厢里，看到我扶老人家出来才发现，事后也谢了几声。

老人在滁州站下车时，我扶他到车门口。

他回头，对我说了一句：

“同志，谢谢你。”

因为各种原因――年纪、从来没工作过、长期蹲在无锡、上海和巴黎――总之，我这辈子第一次被人称呼“同志”。

后来回程独坐，细想了想前后因由，忽然觉得有点――很奇怪的感觉――光荣。

我没被称呼过同志，但这词，我从小听得多。老电影里字正腔圆的声音，老连环画里刚正不阿的英雄形象。多用此语。

后来战争题材电视剧，对这个词用得越来越少，而喜欢用“兄弟”之类词的用意：的确，历来对同志的用法，太刚毅了，所以说成“兄弟”，大概想显得更人情味，更生动，更血肉连心。

但我外公――他出生在1929年――跟我说过，他年少时，这个词很光荣。

“那时候，社会上流里流气的人，都可以称呼兄弟；但如果被人称呼一声同志，就很光荣，给人的感觉就是，亮堂堂。”

的确如此。

蒋先生麾下那些称兄道弟的江湖人，为什么打不过小米加步枪，部分原因在于：当时人民基层的对抗蒋先生的诸位英雄，彼此称呼的不是蒋先生麾下那些江湖气十足的“兄弟”，而是“同志”。

1946年3月5日，叶挺将军出狱第二天，给延安发电报。延安最大的人物拟回电时，在“叶挺将军”还是“叶挺同志”的称呼间斟酌许久，最后如此称呼：

“亲爱的叶挺同志”。

那时候，这个称呼，光明磊落，亮堂堂。

孙文先生遗言“同志仍需努力”，也是这个意思。齐心合力，图创理想，不是兄弟，不是同胞，是为同志。

现在我们知道，同志这个词，在日常口语里，不太用了――哪怕用了，也有别的意思。

这个意思如此喧宾夺主，以至于2010年，某城公交集团发布的司乘人员“文明用语规范”中说：“同志”一词，仅用于称呼年长乘客，不再对年轻乘客使用――年轻人知道“同志”在口语里有别的意思，听着觉得怪怪的；老人家们许多却还不太知道。

二十九年前，林奕华先生在香港创办了一个以LGBT为主题的电影节，并将其中文名定为“香港同志影展”。他的意思，就是取孙文先生“同志仍需努力”。的确LGBT一向弱势，需要彼此协力，为LGBT的权益鼓呼。

但喧宾夺主，反而将原有的意思给推出去了，总感觉也有些奇怪呢。

现在想起来，我小学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种质朴和谐的审美：中国幅员辽阔，五十六个民族相亲相爱，农民伯伯勤劳勇敢，城市居民积极向上，春天万物复苏，夏天烂漫璀璨，秋天丰收圆融，冬天瑞雪纷纷；孩子们如何去为五保户老爷爷扫雪，如何拾金不昧，如何立志远大，想当解放军、科学家和护士……甚至连数学课本里，都会不经意的编些诸如“红星农场秋天苹果丰收，一共有30吨苹果，问能载重2吨的3辆卡车需要多少次才能运完”，如此云云。

那是一种家族式团圆、互敬互爱、推心置腹、万众一心的审美。多年以后，经历了些世情的我们，难免觉得这种氛围消散了；然而这种质朴圆融的感情，的确曾经如此美好。

久活在那种氛围下的人，确能够推心置腹地在日常生活中说出：“同志，谢谢你。”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

那位老人家，懂得“同志”这个词意在口语中意味的变化么？我不知道。

一种可能是，他知道“同志”这个词如今在口语里，意味已有些不同了，依然如此称呼我，那是令人感佩的诚挚与认可。

一种可能是，他并不知道“同志”这个词如今在口语里，意味已有些不同了，但他依然生活在那个质朴的年代，相信“同志”这个词在日常口语里，还是那么自然而然。

无论哪种可能，在这个时代，这份老去的光风霁月，都算是珍贵了。

这份质朴圆融、推心置腹、日常生活说一句“同志”会让人觉得与有荣焉的氛围，跟着那位老人家缓缓下高铁后，一切重回到2018年的冬日黄昏。在日常生活交流中，这个称呼老去了，这个称呼流行的氛围也老去了。

像我这种，听到这个称谓会感动一下子的这一代人，大概也在慢慢老去了――想想，真奇怪：这个称呼，曾经是最为热情平等、最有少年气象、最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的呀。

【6】@东土大唐三俗和尚：【最近有些朋友不理解为什么中国在先秦时就不再是封建制国家了，稍微写了点东西说明一下】

尽管过去的历史教科书称晚清的时候是半封建社会，但实际上，封建制是周朝的创新，也在周朝崩溃，严格来说，进入春秋战国，中国就已经慢慢在告别封建制度。

周朝把得到的天下分成若干，交给自己的亲族，由他们在这些土地上建立自己的诸侯国。好处和缺点都十分明显。

好处是稳定时可以定期得到诸侯国的朝贡，而一旦有叛乱或其他民族入侵，诸侯国也可以从各个方向进行防卫和攻击，保证周王自己居住的京畿的安全。这正是为什么一定要交给亲族去建国的原因，王室相信这种血缘和亲情是巩固臣属关系的纽带。

坏处也一目了然，名义上这些诸侯国是附属于周王的，但实际上国内完全自治，可以拥有军队，随着世代的繁衍，血缘关系必然越来越疏远，亲情也自然越来越淡薄，王室对于诸侯国的号召力势必不断下降。

封建制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它是可以按照等级关系层层分封的，也就是说，王室把土地分封给了诸侯，诸侯也可以把自己的土地再次分割给国内的卿族、大夫……在这种封建制的等级关系下，每一级直接效忠于上级就可以了，周王虽然名义上是天下共主，但需要对他负责的，其实只有诸侯这一层级。

因此周朝的封建制必然导致一个结果：权力随着土地的分封而下移，当诸侯拥有越来越多领土和财富，就渐渐不把周王放在眼里，这是进入春秋时期各国开始争霸的重要原因。同理，在诸侯国内，得到越来越多领土、养越来越多可用之士的卿大夫阶层也越来越不把诸侯放在眼里，这是曾经最强国晋国最终被赵魏韩三家分割的原因，也是齐国诸侯吕氏被田氏取代的原因。

这种原本上下等级关系的崩溃，是有违周朝礼制的。周礼里严格规定了每个阶层的生活规格。比如住什么样的房子、用什么样的车子、穿什么样的衣服，包括死后的坟墓规格，比如天子之坟，可以高三仞，植松树。诸侯的坟高度只能是天子的一半，植柏树。卿大夫坟高八尺，植药草。士阶层坟高四尺，植槐树。庶民埋葬是不允许起坟的，但是可以在埋葬的地方种杨柳。

假如使用了超过自己阶层的标准，有个罪名叫“僭越”。

孔子是春秋时期人，他曾说：八佾（yì）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

八佾是指八八六十四人的舞蹈队列，按照礼制只有天子才能用这么多人，诸侯只能用六佾三十六人。孔子对于诸侯也使用八佾这件事情十分气愤，认为坚决不能忍，因为这意味着进入春秋以后，大家已经不重视等级关系，开始违反礼制以下犯上。

所谓的“礼崩乐坏”即此，不是说大家不重视文明礼貌了，而是指礼制无人遵守，无论是诸侯、卿、大夫都因为实力的失衡，想要超越自己的固有阶层了。

在这种矛盾下，处于封建等级关系顶层的诸侯开始施行变法（周王这时已经可以忽略），变法的目的正是瞄准了封建制的弊端，通过改变土地的分配制度来重新把权力集中回诸侯王手中。无论是先行于魏国的变法，还是后来把这些内容带到秦国的商鞅变法，在政治上的最终目的都是权力的收缴，当土地不能层层分封了，原有的上下效忠关系就自然变成万民全部只向国家的唯一代表人诸侯效忠。

封建制的终结，宣布了古老的中国正式成为君主专制的国家，而这一制度，将维持数千年之久。

【7】@吴铭：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因病逝世。苏联官方宣称，同年12月2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贝利亚因叛国等罪名被执行死刑。毛泽东俄文翻译师哲却认为，苏共向中共第一次通报的内容才是真相，贝利亚在斯大林病逝三个月后已被处决。

中共中央得到通知后，派高岗、师哲到莫斯科了解具体情况，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和他们谈话。据师哲回忆，赫鲁晓夫介绍的情况是这样的：

……当贝利亚走进会议室时，主席团的人均已就座。他一进来，就有人说：“我们正在讨论你的问题。”

贝利亚漫不经心地笑着问：“讨论我的什么问题？”

赫鲁晓夫打先锋：“你是英国特务！”

贝利亚还是笑着：“开什么玩笑。”

赫鲁晓夫声色俱厉：“大家正在讨论你的问题，什么开玩笑！”

贝利亚这才愣住了。不容他思索，赫鲁晓夫马上按电铃，招来警卫人员：“拉出去枪毙！”应声进来四五个小伙子，不容分说将贝利亚押到楼下的地下室，当时就枪毙了。

师哲还披露，毛泽东认为这种做法粗暴，对此有意见，他说处理贝利亚应名正言顺，理应召开中央全会，由全会做出正式决议。

（参见《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383页。）

【8】@梨视频文化：1888年圣诞前夜，梵高在法国南部小城阿尔勒，用剃刀割下了左耳。他后来据此创作了《割耳朵后的自画像》。

梵高将生活比作一趟 “单程火车” ：“你飞速前进，但却无法辨别任何近在咫尺的东西，特别是，你看不到火车头。”

来源：新浪微博喷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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