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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世汇170】你这个说法触及到我之前没考虑的部分

dasheng 发布于 2020年05月02日

【1】@顾扯淡

大概六七年前吧,有个很有争议的话题,是有关卖淫非罪化的,这种辩题放现在应该是讨论的空间都没了,我们这里也不具体讨论到底是不是应该和香港一样非罪化,主要是提当时的态度。

就是当时有支持的有反对的,然后有人问支持者,说你既然支持,那将来如果你妈或者你女儿去卖身,你也支持吗。

放现在这样类比肯定骂起来了,老实话这个真不是讨论问题的态度,其实这里的逻辑就不对,维护弱势群体权益不代表自己就要是弱势群体,赞同小众性向不代表你自己得是同志。

然后就是有人这么问了,结果被问的人表示,从情感上来说他是不希望有这种情况发生,但如果自己的母亲或者女儿将来真的遭遇什么不幸,实在是被逼无奈、单纯叛逆或者个人原因,最后选择这种生活方式,那他当然更希望她们是更安全更能有法律保护的情况下去卖身,有法律保护总比没有保护要好。

结果发问的人表示啊,你这个说法触及到我之前没考虑的部分,那是我想的少了,我现在改变了看法。

不讨论对错,我特别怀念这种交流的态度。。。。

 

【2】@严锋 

每个人都会在一生某一时间说错话,对此可以批评,但不可以无限上纲,无穷搜索,无限诛连。如果一国的国民整天就拼命搜彼此在历史上每一个时间的每一句错话,借此把对方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那么我们一定会回到一个熟悉的状态,那就是《三体》的开头,从那里一路通向《三体》结局。

 

【3】@茨威格死于昨日世界 

《生活与命运》里的克雷莫夫,真心拥护苏联的每一场运动,十月革命后对贵族的大屠杀也好,一九三七的大清洗也好,他坚持认为死掉的都是国家的罪人,都他妈该死。到了斯大林格勒战役时,克雷莫夫被捕,他想不通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抓他的人说:“个人清白——是中世纪残余,是神话。托尔斯泰说,世界上没有有罪的人。我们肃反工作人员却得出最严密的结论:世界上没有无罪的人,没有不能判罪的人。逮捕证写的是谁,谁就有罪。在逮捕证上写谁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上逮捕证。给别人写逮捕证写了一辈子的人也可以。” 

 

【4】@胡锡进 

新冠疫情在全球搞成这个样子,真是没想到。形势变得太快,很多认识不断被颠覆。

当初武汉封城,如果没有后来疫情在世界范围传播的剧烈场景变化,人们会怎样评价封城和一些地方看上去不近人情的禁足令呢?当时西方从人权角度批评武汉封城的声音很多,国内也有人怀疑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夸张的“小题大做”。对那些连亲朋相聚打麻将都不允许的强制性管理,当时的负评是主流,个别“红袖章”的表现尤其招来反感。那些日子里,一些激烈舆论反映了极度的失望,认为这个国家没有从非典的灾难中汲取任何教训,这样的激动评论在当时舆论场上非常畅销。

现在回头看,武汉早期的问题依然成立,反思是有益的。但中国能够断然做出武汉封城的决定和做出武汉—湖北战场与全国战场的区分,并且给了科学家们巨大的话语权,这些其实都是非典教给我们的。而且武汉封城是隔着14天病毒潜伏期拍板的,它避免了拖延这样做十天八天更严重的后果,这需要多么大的魄力、动员力和执行力才能够做出来。当时没有人知道会有后来的全球疫情来为封城的正确性作证,历史会怎么评价封城,有着巨大风险。我认为如果没有经历过非典,中国很可能不会有武汉封城,如果中国没有极其强大的政治决断力,也是下不了封城决心的。设想一下,如果当时我们把封城的决定拿到社会上去讨论,在那个时间点上能够被接受吗?

说实话,在封城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老胡私下接触的人里是有一些人认为国家“杀鸡用牛刀”了,嫌付出的经济损失太大了。如果没有后来美国等西方社会抗疫表现的反证,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中国从武汉封城开始做的几乎每一步都是对的。如果按照美国的方式去做,中国到今天可能已有几百万人感染,10万到20万人死亡,而且这还远不是最后的感染和死亡数字。

反过来从中国看世界,很多事情也颇令人吃惊。美国不是“民主社会”吗,怎么会是这样?我们一直以为美国的人命“很值钱”,怎么竟然比中国的人命“贱”多了?在这场疫情中,中国多死一些人是了不得的事情,美国一天死一两千人,总统怎么可以说“我们只死了多少多少人”?为了选举,特朗普总统好像真的没把多死一些人当回事。

还有中国有专家当初误判“可防可控”“有限人传人”,人们一直对他们耿耿于怀。特朗普身为总统,之前公开说了那么多疫情“风险很小”“已经完全掌控”等轻描淡写的话,而且他将多部门的风险警告束之高阁,居然没事。美国主流媒体虽然都骂他,揭他,但那些主流媒体原来是很无力的,说什么都白说,砸到地上都没个响。似乎现在只有国际上才把那些美国媒体当回事,由着它们刷存在感。

再有就是特朗普公开针对中国撒弥天大谎,向中国推卸他们抗疫失败的责任,居然在美国能够玩得转。是什么把美国公众搞得这么好骗,一眼就能看穿的甩锅把戏却有声有色地一集一集表演着,在美国也太容易带节奏了。

我相信这场疫情将冲乱人类社会原有的价值体系,而且这种冲击很可能刚开个头。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相信,新冠疫情将长存于人类社会,这意味着,它的政治和经济社会后果都将不可避免。我觉得,中国经受住了疫情初期的考验,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谁都不知道。重要的是,中国的抗疫不是一个封闭体系,我们仍将与美国等处在一个互动体系中,彼此影响、验证。疫情有难以置信的翻盘力量,这一点中国人一定要保持警惕。

请特别注意,美国虽然抗疫搞得如此烂,但它的承受力却是超强的。如果疫情就这么持续几年,美国不停有很多人死亡,那个国家大概率依然能够抗得过去。但试想一下,如果短时间中美形势出现相反的剧烈对比,中国社会能承受得住吗?比如一旦美国率先研制出疫苗和特效药,或者说欧美社会逐渐适应了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彼此开放了,而且这种情况与中西价值差异彼此强化,届时中国又该怎么办?

中国一点也没有放松的资本,犯错误对我们的综合伤害有可能比对美国严重得多。在中国的综合力量弱于美国的时候,这样的情况将是长期的。我们需要不断强化自己的优势,弥补缺陷和不足,大幅提高中国对各种不利局面的承受力,我们需要只争朝夕,未来一些年中国会非常不轻松。 

 

【5】@飘落的黄色枫叶 

美国是个多头政治,州与州,州与联邦在很多利益上并不一致。美国普通民众平时也只关心自己的生活,并不关注别国政治。老布什海湾战争打得很漂亮,但就是因为经济没搞好,失业率高企,让美国人钱包缩水,把总统位子都丢了。所以美国社会表面上看上去很松散,很没有凝聚力,遇事应对各种争执扯皮,缺乏效率,也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由于选举政治,总统也做不了很前瞻姓,长期的战略规划。比如二战前的罗斯福,认为美国应该尽快参战,早打比晚打好,并极力游说国会。但美国社会当时的孤立主义情结严重,民众只关注自己的个人生活,对打仗毫无兴趣。因此罗斯福虽然很有战略远见,但也做不了什么事。日本也认为,美国人自私自利,贪图享乐,非常怕死,没有国家荣誉感,可以先下手为强。由于战争前缺乏准备,美国在战争开始后也比较被动。但一个自由的,强大的工业国在完成全民动员后,爆发出的能量是非常惊人的。这和日本靠军国主义洗脑动员民众完全不同,美国人参战完全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自由而战,一个被动,一个主动。这其中的差别可谓巨大,最后的战争表现和结果也验证了两种动员能力之间的本质区别。

要让美国真正恨上一个国家,并和它敌对是非常难的,除非你真正让所有普通美国人都感受到了生命财产遭受巨大威胁。所以我们平时看到美国在很多外交反应上比较迟钝,并不是美国人傻。是因为民主政治利益分化的特点,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追求的东西,要达成社会共识并不容易。但一旦美国社会达成共识,认定你是敌人,它同样会不惜代价和时间将你打败,二战和冷战就是明证。但很多人说,现在去工业化和白左肆虐的美国还是当年的那个美国?这个谁都没法肯定的回答,就让时间去证明吧,我们应该都会看到。 

 

【6】@上官婀娜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30年代初,美国朝野因满洲事件对日怨气甚大,日媒对美国政界风向变化视而不见,一味集中火力反击国务卿史汀生。即便史汀生压根没提到侵略两个字,只是委婉指出日本在东北的行为不符合国际公约,也会招来日本报界的围攻和指责。就好像日美关系中的所有问题都是史汀声这颗老鼠屎造成的,只要没了这个人日美关系就能和好如初一样。 

 

【7】@矢夕人 

中国小朋友从小做阅读理解,解读能力极强。学生时期的解读思路,须从出题老师出发,没有人关心作者,更不必关心作者所关心的。要不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要不就热爱大自然,再问就是怀才不遇,都是交完卷就抛诸脑后的死话。
这套趋利避害的阅读思维,在毕业后如还跟着小同学们,那整个人生,就要被这位假定的出题老师是假定。
阅读理解做得越多,不过从小学水平的利己主义,升级大学水平的利己主义。永远分不清别人和敌人,观念和阵营,道德和规矩,真爱和假媚。
万一你回过头能明白,义务教育阶段真正要学的是适应能力,抗压能力和自欺能力,实际对你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生,还是没什么帮助。
你还在闷热的铁屋子里,是一个被汗偶然蒸醒的囚。 

 

【8】@小白的鹦鹉螺 

我不是天生就支持LGBT,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恐同,恐到什么程度呢?我在牛津租房子,有个学院给我offer,我因为这个学院风传有很多gay,就直接拒了。恐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在大学期间曾经被一个老年同性恋加恋童癖性侵未遂,以至于我一度认为所有同性恋者都是变态,都是坏人。我花了很久才在心理辅导的帮助下走出这段阴影。

我也不是天生就关注女权问题。相反,我的性别特权使我起初根本看不到女性受到的压迫,更无法感同身受。我校的Chinese Politics课程,八周里有一周是讲性别问题,我一开始经常略过这一节,甚至跟学生说,中国的性别问题没什么可讨论的,我们不如谈点儿别的,还和朋友噶吹自己删繁就简把课表都改了,现在想想简直误人子弟。直到后来认真读了One Child Policy的文章,再加上周围同事朋友不断的“敲打”,才使我开始改变认识。

我更不是天生就对民族主义狂热免疫。刚到英国的时候,我带了一打圆明园的明信片,圣诞节的时候寄给英国的同学和朋友,提醒他们记住这段历史,血债终要血还,堪称帝吧出征的线下版。这段故事后来甚至被我的老师写进了书里(附图)。

这种个人的无知和偏见并不可怕。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反思和学习的能力与愿望。愿望往往比能力更重要,因为要否定自己从小到大根深蒂固的想法,承认自己的无知和错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而且这不仅仅是一个孤立想法的问题,拔出萝卜带出泥,你会发现几乎所有方面的认知都会出现失调,整个三观可能都需要推倒重塑,而在谎言被揭开之后,下面往往还是谎言,要对抗这种层累的谎言,需要大量的阅读和思考,需要终生的学习,这个过程中的迷茫和痛苦,怎么说也不为过。

所以我能理解为什么很多人在想法受到挑战时,宁可建一堵围墙,躲进自己的舒适区里不再反思学习,而是不断强化自己的固有思维,毕竟这才是心理代价最小的选择。通常来说,年纪越大,越不容易逃出自己思想的牢笼,也正因为如此,我特别羡慕那些比我更小,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长大,没有受过意识形态(无论是哪种意识形态)填鸭教育,从小就能保持开放心灵和理性批判思维的朋友。他们走过的弯路比我们要少得多。

 

 

 

来源:新浪微博 喷嚏网